成君忆解密三国真实历史:千里走三-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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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承认，社会进化论有若干部分是相当有道理的。例如，“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的呼声，反映了人们对于社会公平的追求。这种呼声不仅激发了社会底层的贫民阶层的斗争意识，也使得处于社会中上层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感到羞愧。
但是，无论是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还是某些经济学家的社会进化论，都仅仅是一种观点，而非事实。原始社会是学者们想象出来的社会形态。罪恶滔天的奴隶制度并不必然出现在社会进化论所定义的那个历史时期。封建制度在秦始皇时代就被推翻了，直到清朝晚期才出现资本主义运动，中间几千年的历史并非空白，却无法用社会进化论来解释。我们也没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说明，明清时期的文化比唐宋时期更优秀。
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困境在于：一旦他们接受进化论，必然痛恨那个黑暗的、落后的、腐朽的封建社会。他们一方面敌视中国的传统文化，一方面又要向祖国效忠，于是出现了心灵上的撕裂。令人奇怪的是，他们推翻的是恰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德信仰，而诸如秦始皇、曹操等人尽管有许多令人震惊的反道德行为，却被目为有功于历史的英雄。
我以为，要研究中国的历史，必须重新审视我们对封建社会的定义：“究竟什么是封建社会？或者说，究竟什么是封建文化？”我问过很多学者，几乎没有人能够解释清楚。事实上，“封建”是周武王伐纣之后，由周公所创造的一种政治体制，或者说是一种管理模式，是“封邦建国”、“封爵建藩”的意思。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便废除封建制度，采用郡县制度，建立了秦朝。但是，在我们所接受的教育中，却把秦始皇定义为中国进入封建社会的起点，而且给它贴上了诸如“黑暗的” 、“落后的”、“腐朽的” 等具有负面意义的文化标签。如果不把这些文化标签撕掉，我们就不可能看到真实的中国历史。
第二个问题是：“当一个朝代推翻另一个朝代，就意味着历史的进化吗？”如果历史是一种进化的过程，那就意味着我们比前人优秀，我们可以傲慢地看待历史上出现的任何圣贤人物。我们也不得不相信，无论一个人的道德多么败坏、品行多么凶恶，哪怕他推翻了他的国家，那也是社会进化、或者说历史进化的表现，值得人们赞而颂之。与此同时我们再也无法相信真理——一种理念，今天被看作是进步的，明天被看作是落后的，哪里还有真理永恒存在的空间呢？如此一来，人们就永远找不到安身立命的答案，只能在惶惶不可终日之中，虚妄地度过自己的一生。
还有第三个问题，与经济学家们所讨论的生产关系与分配制度有关。这个问题就是：“中国历史上所说的天下，是被皇帝一个人占有的吗？”如果这是一个事实，那么它就是一个不公平的事实，人们当然应该去推翻它，去建立一个更加公平、更加文明、更能够体现民主性的社会形态。如果这是一个事实，那么它就为社会进化论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如果这是一个事实，那么它就说明“文化大革命”期间“造反有理”的政治口号是无比正确的。可是我要问：它真的是一个事实吗？
我以为，这三个问题应该引起人们足够的注意和反思。只要能够解决这三个问题，就能够解决人们在历史观和文化观上面存在的许多疑难问题。
寻找那个确定性的答案
“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了，但在许多人看来，这个社会依然是不公平的，而他们自己就处于被压迫的景况中。他们依然有着“造反有理”的潜意识，所以他们相信社会进化论。这样就决定了他们看待问题和思考问题的方式。
他们不理解道德，也不相信真理。当他们谈论真理的时候，他们认为世界上没有绝对的真理，只有相对的“真理”。所谓相对的“真理”，意思是说，“真理”是用相对的方式比较出来的，今天你是正确的，明天你就不一定正确了。可是，如果“真理”是如此地不确定，那还叫“真理”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还记得我在洛阳舌战群儒的时候，学者C曾经表示过他对真理的怀疑。我当即问他：“那么，您此生在寻找什么呢？”他疑惑地看着我，没有做出回答。但我告诉他说，每个人都在为他的人生寻找一个确定性的答案，而那个确定性的答案就叫真理。
真理并不容易被说明。每个人的价值观决定了他看待问题和思考问题的界面。除非他的价值观正确，否则他就无法看到事实的真相，也无法透过事实的真相看到真理的存在。可是，有谁会认为自己的价值观是错误的呢？
我忽然意识到，我并不是在研究那些历史资料，而是研究人们的历史观。我所说的研究，与某些学者的论证是两码事。做论证的方法是，先提出观点，然后通过堆砌一定数量的证据，自圆其说地形成对观点的支持。做论证的危险之处在于，很可能把一个并不正确的观点论证得顺理成章。做研究则不是这样的。
做研究的方法是，先提出问题，然后通过某些蛛丝马迹，查找到问题的答案。现在，让我们回顾一下刚才提出的三个问题，并且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探索，去发现历史的真相：
“中国历史上所说的天下，是被皇帝一个人占有的吗？”
“当一个朝代推翻另一个朝代，就意味着历史的进化吗？”
“究竟什么是封建文化呢？”
所有的人都在天下生活，而天下就是我们所说的人类社会。我们提出的三个问题，就涉及到中国历史上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文化。所谓社会结构和社会文化，其实就是管理学所研究的组织结构和组织文化。那么，我们究竟应该用怎样的人生态度去面对这个社会，用怎样的组织结构去管理这个社会呢？无疑也是属于管理学研究的课题。
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人的身体就是一个天然的组织结构，可以与社会的组织结构对应起来；一种正确的人生理念，也可以从最初的觉悟者那里通过教育的方式传达给所有的人，最终形成这个社会的组织文化。中国历史上，无数仁人志士所追求的就是这种天人合一的组织结构和组织文化。他们相信，当一个人做对了自己，他就能够使用那个正确的标准去服务整个社会。所谓“学而优则仕”，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说的就是这种成己达人的过程。
然而，天人合一毕竟是一种理想的状态。我们无法改变身体的组织结构，但人类社会的组织结构却常常因为政治和战争的变故而发生改变。我们的人生理念，也常常会被并不正确的社会文化所左右。
中国古代的管理哲学
那么，中国历史上所说的天下，真的是被皇帝一个人占有的吗？这就要从管理层的管理理念说起。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下指的是人类社会，国家指的是天下的一种组织结构。明朝灭亡以后，顾炎武说过一句很令人震惊的话：“国家可亡，天下不可亡。”所谓“国家可亡”，不过是组织结构的改变；所谓“天下不可亡”，则关系到人类的命运。
从管理学上讲，中国第一个值得关注的组织结构，是公元前1027年的周朝（周朝以前的历史，我们所知道的不够详尽，无法进行细节上的研究）。我们今天所谈论的公司治理结构（Corporate Governance），事实上在周公时代就已经实现。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认为，公司治理结构是指由所有者、董事会和总经理三者组成的一种组织结构。而周公就是周朝历史上第一个有作为的总经理。
早些时候，周文王向姜子牙请教管理之道。姜子牙认为：“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意思是说，天下的所有者就是天下的老百姓。当天下被改组成周公司的时候，老百姓也就成了公司的股东。虽然很可能存在大股东侵占小股东权益的问题，但老百姓的股东身份却是不容置疑的。周文王因此意识到，只有得到股东们的认同，周公司才能合法地存在；如果股东们不认同，周公司就会失去它的合法性。这种合法性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法律概念，而是古代中国人所说的天命。
当时，周部落在人口上、文化上、武力上都不如它的对手商王朝。可是，因为“维天之命”，居然很快获得了胜利，天下被成功地改组成周公司。那时周文王已经去世了，他的继承者周武王被股东们奉为天子，成为公司的董事长。
周成王是周公司的第二任董事长。因为公司刚刚创立不久，成王还是一个小孩子，周公就以总经理的身份，勇敢地承担了许多责任。可是，人们也因此怀疑周公，认为他太强势了，很可能篡夺董事长的大位。于是，周公不得不向公司的另一位高级管理人员——担任太保的召公——说明他的志向。这段重要的说明文字，可见于《尚书？周书？君姡У谑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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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中国的管理哲学最初并不是让国王、或者皇帝独自占有天下的财富，而是要让老百姓过上各得其所、安居乐业的生活。如果管理当局做不到这些，天下就会发生动乱，而管理当局也只好宣告破产。
三千多年前的周朝，没有电话，没有电报，也没有电子邮件，人们只能依靠走路和马车旅行，信息的传递是相当缓慢的。如果有人造反，管理当局也无法及时地觉察。可是，周公这个总经理当得非常称职，他创造了一种管理模式，也就是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封建制度，而且让这种封建制度成功地运营了八百年——虽然在周朝的后期，这种封建制度遭到了很严重的破坏。
从管理理念到管理制度
秦始皇没有采用周公的封建制度，而改用郡县制度。怎样去理解封建制度和郡县制度呢？以中国比较知名的企业TCL公司为例。
TCL最初是做电话机的，后来改做电视机。因为当时机会很好，广告也做得漂亮，TCL彩电在当时很有市场影响力。为了巩固自己的市场份额，他们开始在各个区域市场设置营销机构。最初，他们采用的是封建制度，也就是在每个区域市场成立一家公司。这家新成立的子公司承担着市场营销的任务，但在财务上、人事上、运营上也拥有独立自主的权力。后来TCL电话机也开始营建自己的销售网络，却没有采用封建制度，而是郡县制度。封建制度与郡县制度的区别，可以从公司名称上看出来，前者是“北京TCL家用电器有限公司”，后者是“TCL通讯设备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我们因此可以知道，所谓封建制度相当于总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管理模式，所谓郡县制度相当于公司总部与分公司之间的管理模式。
在封建制度和郡县制度之外，还有一种羁縻制度。羁是用绳子牵住一匹马，縻是拴住一头牛。小时候在农村，大人们常常吩咐我：“把牛縻在树荫下面。”用的就是这个縻字。三国时期，诸葛亮创造了这种羁縻制度，后来盛行于隋唐时期。为了管理边远地区的部落，通常的做法是封给部落首领一个头衔，例如刺史、都督等，使之成为一个羁縻州府。这样以来，部落首领就可以代表皇帝管理当地的民众。与其它的州府不一样，羁縻州府有充分的自主权。它既不是子公司，也不是分公司，而相当于商业上的代理公司。中央政府通常不会插手地方上的事物，而只是设置一个办事处作为双方的联络和协调机构。
秦始皇为什么要采用郡县制度呢？无非是为了削弱地方上的管理权，能够更有效地控制全国的局势。可是，这种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度却不怎么管事，仅仅运营了十二年，就被陈胜、吴广两个奴隶轻而易举地摧毁了。而不可一世的秦朝，也在三年之后被起义军覆灭。
事实上，这三种管理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并不是单一地出现的。春秋战国时期是封建社会，但楚国和秦国已经开始采用郡县制度了。三国时期，则同时出现了多种管理制度。除此之外，还有清朝的理藩制度。河北承德的避暑山庄，并不仅仅是一个休闲的去处，事实上也是清朝管理西藏和蒙古的机构。
人们常常说起的封建文化，其实是一种把组织结构（管理制度）与组织文化混为一团的说法。
汉朝的组织文化
为什么周朝拥有八百年的基业，而秦朝仅有十五年的寿命呢？原因在于，实现优质管理的重点往往不在于管理制度（组织结构），而在于管理理念（组织文化）的正确性。
不同的管理理念决定了不同的组织文化。我们常说，企业的文化就是老板的文化。这种文化来自哪里呢？就来自老板的管理理念。我在《管理三国志》中，把人类的文化分为两种，渔夫文化和园丁文化。这种划分不论古今，也不论中外，没有历史的界限和国际的界限。如果老板是渔夫，则公司盛行巧取豪夺的渔夫文化。如果老板是园丁，员工们的注意力就会从物质利益转移到人生的意义上来，于是就有可能建立一种热爱生活、友爱互助的道德体系，让公司在员工们热情洋溢的工作中实现基业的长青。
秦朝的文化就是一种渔夫文化，或者说是一种猎人文化，它鼓励你用战争的方式去占有财富。但这种文化有两个致命的弱点：第一，它在鼓励人们占有财富的同时，也在鼓励人与人之间的明争暗斗；第二，它鼓励了人们占有财富的欲望，但它却不具备创造财富的机制。这么一来，就会导致强者向弱者掠夺财富，弱者向大自然掠夺财富，结果就造成了人们在物质生活上的腐败和地球生态环境的急剧恶化。
天下的财富都集中在秦始皇一个人手中，而整个社会却陷入了极度贫困的境地。所有的人都对他唯唯诺诺，但没有人对他忠诚。等到陈胜、吴广一起义，巍然屹立的大秦帝国在顷刻间土崩瓦解，顿时化为一片废墟。就像我们现在的某些企业，例如秦池，例如三株，例如爱多，一次看似偶然的危机，引发了山崩海啸，诺大一个企业在顷刻间土崩瓦解，化为一片废墟。
人们常说，秦始皇统一了中国的文化。应该说，这种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尽管秦始皇颁布过“书同文，车同轨”的法令，但他并没有真正地做到。
为什么没有做到呢？第一，秦始皇试图通过一种暴力来管理这个国家。就像现在的老板，用暴力来管理员工，员工们会怎么做呢？表面上服从？内心害怕？伺机逃跑？暗中报复？结果，秦始皇的暴政激起了全国各地人们的普遍反抗，使得他的政策很难被顺利地执行下去。
第二，秦始皇在位只有12年，秦朝的历史也只有15年，在那样一个交通和信息都不发达的年代，要在那么短的时间那么大的国家里完成文化上的统一，无异于天方夜谭。
第三，秦朝的小篆不利于毛笔书写，人们更愿意选择当时已经出现的隶书。隶书是古文字与今文字的分界，到了汉朝才第一次以隶书的形式实现文字的统一。秦始皇时期并没有统一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