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君忆解密三国真实历史:千里走三-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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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秦朝的文化与我们常说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两码事。我们使用的汉字，始于汉朝的隶书，而不是秦朝的小篆。我们的传统文化，被称为汉文化，跟秦始皇没有任何关系。我们都是汉族人，而不是秦族人。中国的传统文化被称为汉文化，汉文化和它前面的秦文化是两种全然不同的文化。
秦文化的特点是嗜杀成性，谁敢杀人谁就是勇士，谁杀的人多谁就是英雄，所以才会出现长平之战这样的惨案。秦国的大将白起，竟然在长平这个地方，惨无人道地活埋了赵国的四十万降卒。利用这样的暴力和权谋，秦始皇占有了诺大一个中国。也因为这样的暴力和权谋，使得天下人心惶惶、民不聊生，最终导致整个组织的崩溃。
刘邦刚刚建立汉朝的时候，同样也是危机四伏。到处都有人谋反，到处都有人叛乱。刘邦为此杀了许多人，其中包括功高盖世的淮阴侯韩信。尽管如此，还是有许多突如其来的事故发生，弄得他一次又一次地惊慌失措，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惟恐重蹈秦始皇的覆辙。这时，有一个名叫陆贾的学者，对他说了一句非常经典的管理学名言：“马上得天下，但不可马上治天下。”意思是说，你可以用战争的方式夺得天下，但不可以用战争的方式管理天下。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伟大的时刻，陆贾的一句名言，触动了刘邦的一念之转变。从此之后，汉朝的管理当局就开始了文化上的转型。
历史学家常说“汉承秦制”。这种说法是对的，汉朝的确沿用了秦朝的管理制度。但它的眼光，却越过了秦朝，到周朝的历史中去寻找新的文化源泉。尤其是从汉文帝开始，管理当局几百年如一日地致力于搜集、整理和研究先秦时期诸子百家的著作，并且“立大学以教于国”。在汉朝的管理学理念中，管理的重点不是权力的问题，而是文化的问题。评价一个杰出的管理者，不在于他如何奴役员工，而在于他给员工们提供了一种理解人生、热爱生活的文化。所以，汉朝的学术研究风气蔚成大观，教育事业也非常兴旺。世界上最早的大学，可能就是汉朝的太学。
新的文化生活不仅让人们懂得了与人为善的做人之道，也培养了一种创造财富的机制。例如“文景之治”和“明章之治”创造的财富，简直成了令人匪夷所思的神话。正是因为这种善意而又充满生机的力量，使得汉朝成了周朝以后的第二家基业长青公司，拥有长达四百多年的历史。
分与合之间的历史奥秘
《三国演义》开篇就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因为什么而合，因为什么而分呢？我以为，因为园丁文化而合，因为渔夫文化而分。中国历史上的合与分，其实是园丁文化与渔夫文化之间的变换。其中，园丁文化意味着对生命的理解与爱护，而渔夫文化则意味着因为人性败坏而孳生的贪婪与凶残。
我们看看整个汉朝的历史，同样是那个天下，同样是那套管理模式，有“文景之治”，有“明章之治”，到了东汉末年却出现了合久必分的乱世。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差别呢？问题还是出在文化上面。准确地说，是管理者的道德出了问题。两个道德败坏的皇帝终结了汉朝的文化传统，最终导致整个组织结构的崩溃。
东汉时期，全国被划分为十三个区域。首都为首善之区，设司隶校尉一人。其余十二州部，各设刺史一人。刺史的职责，是代表中央政府去考察各个郡县的管理绩效。以汉朝的郡县制度与TCL的分公司制度做类比，刺史就相当于TCL公司总部派出巡视各个分公司的大区总监。在正常情况下，刺史和大区总监都没有多少实际的权力，但如果发生意外，情况就很难设想。到了东汉末年，意外真的发生了：汉灵帝中平元年，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黄巾起义。
虽说是意外，却也事出有因。《三国演义》说得好：“推其致乱之由，殆始于桓、灵二帝。”两个道德败坏的皇帝，一个是汉桓帝刘志，一个是汉灵帝刘宏。由于某种政治的原因，汉桓帝15岁就登上了皇位。由于同样的原因，汉灵帝12岁就登上了皇位。15岁是初中生的年纪，12岁是小学生的年纪，年幼无知的小孩只知道利用皇帝的特权寻欢作乐，哪里懂得什么民生国计呢？他们显然更喜欢那些善于讨好他们的宦官，而不是那些忠诚于国家的大臣。
尤其是汉灵帝，以任性放荡而闻名于历史。他在西园设置一个秘密金库，积攒了一笔颇为丰厚的钱财，俨然成了财大气粗的暴发户。为了积攒更多的钱财，他甚至以政府的名义公开卖官鬻爵。初步定下的价格是：年奉六百石的官职六百万钱，二千石的官职二千万钱，依此类推，按官定价。曹操的父亲曹嵩，就曾经花费一亿钱购买过太尉这样顶级的高官。
从来财色双贪。汉灵帝不仅贪财，而且非常淫荡。他规定所有的嫔妃和宫女都必须穿着开裆裤，为的是临幸起来方便。他又在西园盖了个“裸游馆”，与一群裸体女子游戏其间，纵情狂欢。他感叹说：“假使一万年都能如此，就算得上是人间的神仙了。”魏晋时期的淫乱风气，其实自此而始。
汉灵帝贪财好色成了一个很坏的榜样。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从此之后，人们爱慕钱财胜过爱慕道德，巧取豪夺的风气日益盛行。大量品行不端的人员通过财色公关的方式获取了政府机构中的各种职位，贪官污吏和豪强恶霸开始横行天下，而忠贞合格的官员则被逐渐排挤出了管理层。就像一座摇摇欲坠的大厦一样，汉朝的组织结构已经变得异常地脆弱。
等到张角发动黄巾起义，天下到处都是危机。中央政府无力招架那种混乱的局面，各个州部的刺史就趁机掌握了地方上的军政大权。十三个州部，每个州部比现在的一个省还大。刺史摇身变成州牧，各自为政，各自为战，汉朝也因此由郡县而诸侯，形成事实上的封建割据形势。
五年之后，董卓乱政，废掉了汉少帝刘辩，随后汉献帝刘协以傀儡的形式登上历史舞台。此时，向来有天子之尊的皇帝已经彻底失去了职场伦理上的权威性，各地的州牧和郡守则趁机由封建而战国，重演了一段乱世争霸的历史。曹操的狡诈与军事才能，也因此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
现代社会的商业文化，与三国时期的战争文化，其实都可以列入渔夫文化一类。现代社会之所以喜欢谈论三国故事，也与文化的相似性有关。很多读者看完《三国演义》，也忍不住跃跃欲试，恨不得穿越一千八百多年的时空，到群雄争霸的战场上去一显身手。殊不知战争之危害，远胜于洪水猛兽。因为战争造成的死亡和因为饥荒造成的吃人现象，许多人都丧失了他们的性命，甚至连首都洛阳地区也出现了大面积的人口灭绝现象。天下苍生，可怜如此，试问那些好战分子，怎么忍心舞动刀枪？
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需要说明的是，三国归晋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合”。与秦始皇时期相似，虽然表面上“合”在一起，其实人心还分着哩！所以，三国归晋之后仅仅十年，就发生了“八王之乱”。这一乱就乱到了隋唐，世道人心，直到那时才真正实现文化意义上的分久必合。
人心在迷茫中寻找
以管理学的眼光，中国的历史其实是一部文化史。许多人看中国传统文化，以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一成不变的东西。实际的情形，却是一种动态的变化。东周的文化，跟西周的文化不一样。汉朝的文化，跟秦朝的文化不一样。唐朝的文化，跟魏晋南北朝时期不一样。每个历史时期的文化，都有很大的差异。
我以为，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传统文化是在鲘门失落的u。据说，那里是陆秀夫背着南宋末代皇帝赵昺投海自尽的地方。当元朝的马蹄从中华大地上踏过，女人被奸淫，男人被屠杀，90％的汉族人口被灭绝，知识分子被贬为臭老九，中国传统文化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如果我们以元朝为分界线，前面是唐宋，后面是明清，文化的差异是相当大的。唐宋时期，是一种仁君政治，虽然也有昏君，但很少看到暴君。明清时期的皇帝，一部分是暴君，一部分是昏君，却很少看到仁君。元朝以后，唐诗宋词永远成为了历史，虽然尚有书籍遗世，但那种热爱生活的文化，并没有传承下来。
或者，我们可以把中国传统文化比喻成生产甜瓜的藤蔓。被元朝一脚踩破之后，它结出来的再也不是甜瓜，而是苦瓜。人们心里所感受的，不再是生活的美好，而是人世的纷争。人们相信这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一面崇尚暴力和权谋，一面满怀怨恨。
人心在迷茫中寻找，而道德就是它的答案。宋朝司马光写《资治通鉴》，认为周朝管理秩序的败坏，始于周幽王、周厉王丧失君德。汉朝管理秩序的败坏，又何尝不始于汉桓帝、汉灵帝的荒诞无道？当元朝的马蹄践踏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之后，我们再也看不到道德的真相。从朱元璋开始，管理当局已经习惯于利用道德的外在形式来欺骗和奴役老百姓。我们对明清时期的印象，造成了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误会，后来“五四运动”所打倒的，就是这种可耻的伪道德。可是，真正的道德到哪里去了呢？
文化的变迁，说到底是人心的变迁。其中分分合合的奥秘，决不是进化论能够解释清楚的。我们甚至可以说，进化论其实也是一种文化，其实也是一种人心。当我们看着时间，它永远向前，决不后退，于是就会错觉，好象历史在不断地进步。现代人相信进化论，认为改朝换代就是历史进步的证据。殊不知，每一次改朝换代都会毁灭掉许多有价值的东西。尤其是那种通过言传身教来传承的道德理念，一旦终结，就再也找不回来了。尽管那些书籍还在，但书籍与文化的传承毕竟是两码事。
事实上，无论文化怎样变迁，它的核心问题始终是对道德的理解。究竟什么是道德呢？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又说：“上德不德，下德不失德。”意思是说，道德不是某种用语言文字描述的形式，而是一种用心去感悟的奥秘。也就是说，所谓道德，乃是从自省到自律的心路历程。非自省无以明道，非自律无以立德，若是没有自省和自律，我们就会受到来自别人的他律。我们所反感的，其实不是道德，而是那些他律。
问题就在这里：道德是一种个人的修养，它缺少可供操作的技术特征。如果你理解道德，你就能够过上一种属于你自己的生活，像唐宋时期的诗人一样，心甘情愿地乐在其中、苦在其中。如果你理解不道德呢，你会认为道德束缚了你的人生，你会打碎它、践踏它、抛弃它。人性因为败坏而贪婪，因为贪婪而凶残，而道德也会被看成是你的敌人。
我们唯一感到乐观的是，道德既然是心路的历程，我们就可以通过自己的心路，重新找到对它的理解。人生的希望也在那里，人类的希望也在哪里。
强文化与弱文化
看着这座被古代城墙护卫的校园，我忽然产生了一种依依不舍的留恋。我想做那些孩子们的老师和朋友，和他们一起去解读那一段经历过天灾和人祸的历史。我要告诉他们说，爱不是占有，而是理解、尊重、呵护与分享。只有理解自己的人生，修复自己被伤害过的人格，才会有一种爱的意念充满我们的生命。
强文化与弱文化
四月是群芳争艳的时节，原本打算去徐州的，却意外地去了惠州。惠州是广东省的地级市，举办了一场主题为“文化力与惠州经济”的论坛。我是应邀出席论坛并发表主题演讲的两位学者之一，另一位是著名经济学家温元凯先生。我谈的是关于文化力的若干问题，温元凯先生谈的则是经济问题。演讲之后，我们又与几位当地的学者和企业家展开对话，做了一些讨论。其中一位企业家说，企业的生存与发展需要的是经济，而不是文化。
我感到愧疚，向他致歉，因为我没有让他听懂我的话。事实上，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表达着他对这个世界的理解，而这种表达就形成了他的文化。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文化，而这种所谓的文化其实就是我们做人做事的态度与方法。那位企业家所表达的，是他对经济利益的崇尚，而那恰好就是他的文化，一种惟利是图的文化。
在很多企业家看来，管理是一个技术问题。我以为，这种观点是有缺陷的。决定企业运营的两大因素，一个是它的组织结构，另一个是它的组织文化。而管理学的奥秘，往往不在维系组织运营的管理技术上，而在于它的文化是否被人们所信赖。
需要说明的是，文化有真与伪的区分，也有强与弱的对比。当一个老板说一套做一套，那么他所展现的文化就是一种伪文化。在一个伪文化盛行的企业内部，必然人心涣散，你有你的目标，我有我的想法，他有他的打算，这样就会出现文化上的混乱状态。像这样混乱的文化，我称之为弱文化。与之相反，当一种文化越纯真，它的存在就会越鲜明，而它的文化力也就越强大。
我曾经说过，汉朝最了不起的地方，不是它从秦朝那里继承过来的管理技术，而是它通过一种道德上的启蒙教育，把先秦时期那些圣人的思想，变成了一个民族的文化。人们不再像秦朝那样崇尚暴力和权谋，而是用一种先修其身、而后兼济天下的人生理念，理解着自己的生活。整个国家社会，也因为这种对生活的理解和热爱，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汉朝之所以成为一个四百多年的长寿公司，奥秘就在于这种理解和热爱生活的文化。可是到了东汉末年，因为两个道德败坏的皇帝，导致它的文化变得虚伪起来。曾经创造过“文景之治”和“明章之治”的强文化，也因此演变成了群雄争霸的弱文化。
为什么我说东汉末年的群雄争霸是一种弱文化现象呢？因为在这个公司里面，你有你的目标，我有我的想法，他有他的打算，形成一团混乱的状态。尽管每个人都在努力，由于目标不一致，许多力量在矛盾与冲突中被内耗掉了。群雄争霸所反映的，就是这样的内耗。内耗所造成的问题，不仅仅是效率的低下，也包括管理成本的大幅度上扬。人们再也无法热爱自己的生活，大量的财富在兵连祸结之中被消耗掉了，整个国家都陷入了极度的动乱与贫穷之中。
东汉末年的弱文化现象
四月二十五日，终于踏上徐州之旅。虽然已是暮春，车窗外的杜鹃花却开得那么鲜艳。更让我高兴的是，我的身边多了一位自称是“驴友”的同伴。
“驴友”名叫徐国民，是来自惠州的一位企业家，也是那天出席论坛的听众之一。听说我的旅行计划，他便自告奋勇地要求陪伴我，做我的助手。我一路上搜集的文献资料，大部分装在他的背包里。那样沉重，也真够他受的。
所谓“驴友”，大约是旅游爱好者的意思吧？但徐国民先生最关心的，并不是路上的风景，而是企业的命运。我们一路上探讨的，还是管理学的课题。他说，在他的企业里面，也出现了那种人心叵测的弱文化现象。然后，他很尊敬地相问于我：“成老师，您所说的弱文化现象，最终会导致怎样的后果呢？”
我看着他，回答说：“最终会导致一个组织的灭亡，无论是国家组织，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