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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发现另一个中国-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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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ND064运和杨度(3)


  洪宪帝制活动中,真心实意支持袁世凯称帝的没有多少。袁是北洋集团的缔造者,北洋集团中大大小小的人物,哪个不是他提拔的?可是连号称“北洋三杰”的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所谓“龙、虎、狗”),不是站在帝制活动之外(王士珍),就是阳奉阴违,而且,背后还搞小动作(段、冯);追随袁世凯多年的幕府高参张一麟,公开向袁讲明他不赞成帝制,而且劝袁世凯也不要这样做;甚至连“皇二子”袁克文也“作讽诗示几谏之意”,他的《感遇》中写道:“驹隙留身争一瞬,蛩声吹梦欲三更。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这首诗盛传于当时,气得袁世凯把他拘禁在北海。这些是被袁世凯所知的其内部不赞成帝制,或不积极支持帝制的人物。就是那些洪宪活动的积极分子,如自称是袁氏父子“开路先锋”的“四川将军”陈宦,在袁世凯称帝受到各省抵制时,他马上“反水”,通电“劝”袁世凯取消帝制,这一手差点把袁世凯气死。我想之所以如此,除了每个人都只考虑自己的利益外,当时帝制不得人心的大环境是个决定因素。
  非常奇怪,杨度与袁世凯的关系远没有那些北洋军人们深,然而他对帝制的忠诚可以说是百分之百的。为什么呢?因为北洋军人们都已有了实权,袁若做了皇帝必然要削弱他们的权力,客气点的是杯酒释兵权,残酷一点就是身首异处,自然他们不会支持帝制活动。而杨度则是要通过支持帝制来获取权力的。
  实际的帝制活动中,杨度显得特别笨拙。他本来是立志帮忙的,目标是“洪宪王朝”开国的第一功臣,所以才办筹安会,第一个公开打出恢复帝制的旗号。没想到筹安会毫无作为,只在“征求民意”上下功夫。难怪王ND064运嘲笑他,说“欲改专制而仍循民意,此何理哉”!王无愧是搞“帝王学”的专家,哪个皇帝是由民众选出来的呢?杨度的“迂”,使得他从帮忙滑到了帮闲。《洪宪纪事诗》中所记筹安会的活动,大多属于帮闲一类,许多是很可笑的。如《洪宪纪事诗》第九十九首:
  讲经别会定南池,一卷楞严报主知。
  说到波斯亡国事,城东黑夜走禅师。
  这首诗说的是筹安会建立后,杨度、刘师培(北大教授,筹安会“六君子”之一)以儒教为经,迎衍圣公孔令贻入京。孙毓筠自命耽精佛典,乃倡议迎名僧月霞、谛闲来京讲《楞严经》,恭颂政教齐鸣之盛。这两位禅师被迎到北京后,在东城的锡拉胡同设静禅堂,听讲者每日达数百人,上至“皇子”,下到洪宪群臣,都有人来听讲。有一天,月霞升坛讲“俗念”一章,他说:“万事皆起于欲,万事亦败于欲。至人无欲,能通佛路。达人去欲,乃获厚福。常人多欲,一切事业,纵因欲兴,亦因欲败,事成知足而能去欲者鲜矣!天道之盈亏有定,人生之欲望无穷。当日波斯国王,征服邻近诸国,身为皇帝,仍穷兵黩武,欲使世界无一存在之国。一旦事败,内忧外患迭起,国破而身亦随亡,足见欲望者为败事之媒,是以君子务慎欲也。旷观世界历史人物,做小官者,欲为大官;做大官者,欲为宰相;得做宰相,欲为皇帝;既做皇帝,又欲长生不老,求仙寻佛,以符其万万岁之尊号,皆‘欲念’二字误之也。”这本来是中国道家、佛家的基本理论,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可是,月霞大师没有想到其座下的听众正是一帮“欲为大官”、“欲为宰相”、“欲为皇帝”的名利之徒。他的这些话,是当着和尚骂贼秃。于是,这些听众大怒,纷纷指责月霞是“藉口说法,诋毁当今”,甚至要把他送到军法处,按军法处置。吓得孙毓筠连夜把月霞送往丰台,坐火车逃往天津。本来是想通过“三教”名流在北京讲坛上宣扬其教理,以体现盛世能包容一切,最后还是弄巧成拙,可笑之极。
  像这一类事情,杨度、筹安会干得很多。如“论证”共和制度没有力量,因为它是女性,因为《汉书·外戚传》所载汉代宫中女官里有“共和”这个名号,严复等就把共和制度定为“女性”。于是,筹安会的理论家们就说,实行共和制度,国家必弱;帝制是阳性的,中国只有靠帝制才能富强。又如,当年北京郊区闹蝗灾,蝗虫遍地都是。这时筹安会的考证家们又提出,蝗虫背腹皆显现出“王”字,这是上天藉此预示着人间将有“王”产生了。正如张伯驹的父亲张镇芳对袁世凯所说的,“筹安会之流谋,皆文人徒事空言,无实力武功”(《续洪宪纪事诗补注》)。杨度立志帮忙,却成了帮闲。
  袁世凯对帮闲人物是持可有可无态度的,杨度在筹安会运作起来之后,好像也没有什么大的事情可做。于是,他从袁世凯的帝制策划人,慢慢滑向“皇太子”袁克定,成了他的高级幕僚。洪宪帝制活动中最积极的实际上是袁克定,如果说袁世凯搞不搞实际的帝制,当不当真皇帝,自他做了大总统之后到他死,都一直是有点犹豫的。可是袁克定一心一意想的是促成帝制,把老爸赶紧捧到皇帝位子上去,将来他好接班。从这一点上看,他与杨度是非常一致的。袁克定退居小汤山之后,每天与杨度往来,事无巨细都征求他的意见。当时人说,“杨度言论,代表克定”,这对杨度本意来说也许是个悲剧。其实,他帮助小袁做的无非是如何坚定袁世凯对帝制的信心,如何让袁世凯更快地走向皇帝的宝座。杨度在协助小袁的过程中倒是充分运用了“帝王术”,像老袁只看《顺天时报》,小袁就伪造一份只给袁世凯一个人看的《顺天时报》,报上刊登的都是支持“洪宪”帝制的文字,这种“奇谋”,可能就是杨度的主意。不过这种掩耳盗铃的“奇谋”,早就被战国时代看重“术”的纵横家嘲笑过了。
  《洪宪纪事诗》记载杨度在洪宪帝制活动中的种种作为,除了丑恶一面外,大多是喜剧性的,令人感到可笑可气。之所以说是喜剧性的,是因为其中没有任何严肃和崇高的成分。而杨度认为洪宪帝制活动是个崇高的悲剧性的事件,是袁世凯的软弱才使其中途夭折。在国人的一片反对声中,1916年,只做了83天皇帝的袁世凯宣布取消帝制。杨度对此不满,于该年4月10日辞去参政职务。之后人们追究帝制活动的责任,要求袁世凯从大总统的位置上退下来。杨度于4月20日发表通电表示“君宪有罪,罪在度身”,“苟蕴孽一身而有裨国事,刀锯鼎镬,其甘如饴”,并表示反对要求“元首退位”。当然,这些都是激愤的话,他并不认为自己错了,不仅不错,而且,正确得很。人们把洪宪帝制看成滑稽戏、闹剧,但杨度要把这场戏演到底。确实也只有他演到了最后,戏的主角袁世凯的精神和身体都顶不住了,他第一个退场了,从皇帝位上下来后不到三个月,就于6月6日病死。临终之前,他的遗言是“杨度误我”。次日,杨度到袁府上吊唁,他用丈余长的贡缎书写了挽联,从中可见其对洪宪帝制事件的认识:
  共和误民国,民国误共和?百世以后,再评是狱;
  君宪负明公,明公负君宪,九泉之下,三复斯言。
  这副挽联的用意很明显,是说中国特有国情,共和制度不适合中国,不仅共和制度耽误了中国,而且勉强实行共和制度的中国也败坏了共和制度的名声。下句是批评袁世凯轻易地放弃了洪宪帝制活动,结果不仅自己吃亏,而且,也败坏了君主立宪制度。
  黎元洪继袁世凯担任总统,段祺瑞为国务院总理。为了满足各地各派反对帝制者的要求,由黎发布通缉“洪宪帝制”分子的命令。被通缉者,最初主要包括筹安会“六君子”和以朱启钤为首的“七凶”,共十三人,或称“十三太保”。后来“十三太保”中的许多人因有各种关系而被保护除名,惟有杨度等个别人不得已逃到外地藏了起来。杨度藏到天津租界里,他表示,宁愿接受审判,也决不认错。不仅对他所敌视的段祺瑞如此,1923年孙中山先生在上海改组国民党时,杨度请孙先生实践在日本东京时的约定,准许他加入国民党,孙先生要他向全国人民公开检讨支持袁世凯帝制活动的错误,向全国人民道歉。杨度仍然不肯检查,在这一点上,他不如筹安会的“副理事长”孙毓筠,孙写了“忏悔录”。不过,到了晚年,杨度以加入在当时来说最先进的组织来表白自己的一片为国之心。这是不是“帝王术”的再一次实践,就非局外人所能知了。


大儒杜甫(1)


  大儒杜甫
  1问题的提出
  读杜甫诗近四十年,真正能够读懂杜诗是在十年内乱时期。当时,我一个人住在北京远郊的一个山村。全村仅有八户人家,为了节省开支,老乡天一黑就上炕睡觉了。没有早睡习惯的我,要靠阅读消磨永夜。当四壁沉寂,灯影幢幢,一卷杜诗,仿佛是多年相识的老友,可以
  寄情、可以对语,可以得到安慰,也可以从中认识生活。古往今来,人们对于战乱和社会动乱的感受是类似的。“文革”之初,那时“革命小将”争相表现其残忍,乱杀无辜、无法无天的情景,至今在诗歌创作中也没有得到生动的表现。而杜甫许多作品是描写战乱的,他在《草堂》一诗中描写了当时成都战乱时,乱兵杀人取乐的情景:
  义士皆痛愤,纪纲乱相逾。一国实三公,万人欲为鱼。唱和作威福,孰肯辨无辜。眼前列ND066械,背后吹笙竽。谈笑行杀戮,溅血满长衢。到今用钺地,风雨闻号呼。鬼妾与鬼马,色悲充尔娱。国家法令在,此又足惊吁。
  古今多么相似。可见人类本性中攻击性的一面,如果没有法律或道德律令的节制(就是诗中说的“纪纲”),再受到某种意识形态或宗教的挑动与唆使,便会干出极其残忍的事情来。这些残暴的乱兵把杀人当作一种娱乐活动,他们已经丧失了人的本性。杜甫不仅关切刀下屈死的冤魂,而且,他还质问那些以“鬼妾与鬼马”为取乐的杀人者,难道他人的痛苦就会成为自己的“威福”和快乐吗?这样的人还能算人吗?杜甫关心的是世道人心,才把它写到诗中,留此存照,供人自省。当人们“苟全性命于乱世”的时候,读到杜甫这首《草堂》都不能不怦然心动,促使我们追问:难道人都变成野兽了吗?几千年的文明积淀,难道会在一个早上扫地以尽吗?经历过极端年代的人们,如果喜欢或读过杜诗,都不能不为杜甫描写的社会现象和他提出的问题所震动。
  如何认识杜甫呢?为什么他如此关心世道人心,并把这些写入自己的诗中呢?这是被杜诗感动之后的思考。过去,有些论者往往一言以蔽之:“现实主义的胜利”。人性中是有执着于现实的一面,为什么有的人一度关注现实,后来转为不关心现实了呢?如诗人王维早年关心现实,中年以后变为逃避现实,沉迷于佛教,研究者指出这是因为其头脑中的指导思想变了,这是对的。杜甫也是如此,他自始至终执着地关注现实,是与他头脑中的指导思想有关的。杜甫是以什么思想为指导呢?杜甫常常自称“儒生”、“老儒”、“腐儒”,谈到自己的家世也说“奉儒守官”,所以历来批评家认为这是儒家的思想意识的体现,儒家的入世精神和仁政学说铸就了杜诗中的忧国忧民的主旋律。然而,“文革”中没有人这样说了,杜诗和其他文学作品一样,被当作“四旧”之一,扫出了“文明”的门槛。
  2《李白与杜甫》引起的话题
  1971年,郭沫若先生出版了《李白与杜甫》一书。书中对杜甫竭尽诋毁之能事,看了很使人生气。有时下放人员在公社开会,遇到同事、同学对此书多有议论,不满者居多。《李白与杜甫》在诋毁杜甫时是与批判儒家思想并行的。郭沫若也把杜甫看成是儒家的,在郭老看来,凭这一点就自然而然地构成了杜甫作品的罪状。1974年以后搞起了“评法批儒”运动,孔子与林彪并称,儒家又一次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这时要否定杜甫,当然就更方便了,因为,有杜甫的自我交代作证:他承认自己是个百分之百的儒生;要肯定他的难度加大了,首先要择清杜甫与儒家的关系(当时有的文学史家为了迎合时风就是这样做的)。这种风气直到粉碎“四人帮”多年后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1980年3月,我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对〈李白与杜甫〉的一些异议》。《李白与杜甫》强调儒家思想对杜甫的影响,并认为这对杜甫的“阶级意识”、“门阀观念”、“功名欲望”起了决定性作用。针对这一点,我说:
  “奉儒守官”的儒家教育也会给他带来不少的影响,但决定他思想的,还是十载长安的“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的屈辱和辛酸,是“三年饥走荒山道”和人民共同饱尝的战乱、饥饿之苦,是“田父要皆去,邻家问不违”和人民亲密无间的生活。这些,正是这些,是杜甫思想决定性的因素。因此“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就不是《孟子》中“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殍”名句的改写,而是严酷的现实生活在他头脑中的反映。
  虽然,这些说法至今看来也不能说错,但是当时之所以如此说,是有意要规避杜甫与儒家的关系的。这样既不符合实际,也反映出在我内心还是把儒家社会影响看成是负面的,特别是对杜甫这样的现实感极强的伟大诗人。
  经过了二十年对儒家思想和杜甫及杜诗中所表达思想意识的研究,我感到有必要对儒家思想、杜诗中所反映的思想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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