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史方法论十四讲-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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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时，大倡“言意之辩”。但无论是“言不尽意”一派（如王弼）还是“言尽意”一派（欧阳建），都承认“意”是最重要的，“言”则是依附于意、为意所用的；而其中主张“言不尽意”一派在后来的影响远远超过另一派。特别是当涉及宇宙本体（道、理、太极等等）时，人们一般都主张从有限的言词中去体会无限的言外之意。在宋明理学那里，如程颢在谈及道时说：“要在人默而识之也”（《语录十一》），张载的说法是“运于无形之谓道，形而下者不足以言之”（《正蒙？天道》）。朱熹言“理”亦云：“性是太极混然之体，本不可以名言，但其中含具万理”（《答陈器之》）。心学则吸收了禅宗顿悟之说，提出“宇宙即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更是将名言弃置一旁了。王守仁说理是“随时而变，如何执得？须是因时制宜，难预先定一个规矩在”（《传习录？下》），这是符合中国传统“无定形”思维方式的主流的。最重体验而轻语言的要数禅宗。禅宗主张“不立文字”，除了一些由旁人记下的语录和轶事之外，他们也没有什么谈论佛理的著作。参禅的方式则靠顿悟、棒喝或拳打脚踢，即使通过说话来传道，也叫人不要执着于语言本身，而要撇开语言的本义，将它作为触发禅机的“话头”或契机来理解和体会。这种直觉体验和诉诸行动的认识方式正是老庄以来蔑视语言、崇尚原始感受的总体倾向的结果。
三、结论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中国古代哲学总的来说忽视语言的中介作用，强调体验的直接性，具有强烈的反语言学倾向。语言总是在尚未来得及定形时即已被扬弃，语言与意谓（名与实、言与意）的关系从未遭受过真正的颠倒，因而语言的逻辑本性始终未能得到发挥和实现。体现在中国古代辩证法上，就是这种辩证法未能摆脱直观的朴素性，不能上升到概念的思辨层次。辩证法一旦失去了语言的据点（或如列宁所谓“网上纽结”）和逻辑的力量，便容易从一种革命的学说蜕化而为一种中庸、复古、循环乃至于倒退的理论。张岱年先生指出：“中国哲学中所谓反复，与西洋哲学中所谓辩证法（Dialectic），颇有相似之点。……但西洋哲学中辩证法所谓否定之否定，为表面上复返于初，而实则前进一级。故西洋哲学所讲之辩证历程为无穷的演进历程。中国哲学所谓复，则讲真实的复初，故中国哲学所讲反复，实有循环的意味”。⑩的确，“反”与“否定”、“反复”与“否定之否定”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前者不具有后者那种外向规定性和时间上的不可逆性，它在时间上是“各向同性”的，即是说，它既可以是“物极必反”，也可以是在事物尚未达到极点时，由于行动者的预见而事先中止“物极”的倾向，守住无为和静笃；它不是在自我否定和积极进取之后对这一过程进行反思（Reflexion），而是预先静观到事情的结局而放弃整个过程。反之，在真正革命的、能动的辩证法中，“自否定”这一活的灵魂不能由直观、类比的方式、而只能由概念的自身反思才能表达出来，这种反思作为否定之否定不是放弃自身的时间进程、退回到原始的体验，而是通过间接的外向表达来综合自身、凝聚自身，为进一步否定自身提供内在的冲动和动力。黑格尔早已指出：“在有之变中，有为规定性作基础，而规定性则是对他物的关系。反之，进行反思的运动则是作为自在的否定那样的他物；这种否定只是作为自己与自己相关的否定时，才具有一个有”。【11】中国古代辩证法就停留在上述第一阶段，即“有之变”阶段。这种观点若要解释一种“变”，总要找出有某种特殊变化的东西（有“气”，气有“阴”阳”二气），然后找出它们的相互关系（阴与阳，“耦”等），而不是同一个东西否定自身、展示自身本质从而回复到真正的自身（否定之否定）。后面这种关系只有当语言被纯化、被清除了一切感性杂质而成为纯粹概念，成为事物最一般本质之反映时，才有可能被提取出来。而语言的“纯化”（或逻辑化、概念化）首先又只有通过语词和意谓关系的颠倒才能实现，即是说，不能光是把语言看作附属于事物（实）身上的“名”，而且要在一定阶段上“倒名为实”，将事物看作一个“名”（概念）的表现，将“名”看作比感性的“实”更深刻地把握了事物本质的东西（真正的实）。正如列宁所说的：当思维从具体的东西上升到抽象的东西时，它不是离开——如果它是正确的（注意）……——真理，而是接近真理。物质的抽象，自然规律的抽象，价值的抽象，一句话，那一切科学的（正确的、郑重的、不是荒唐的）抽象，都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地反映着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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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证逻辑的本质之我见
编者按：在武汉大学哲学系主办的中青年专家茶座上，西方哲学专业博士导师邓晓芒教授作了题为《辨证逻辑的本质》的演讲。由于演讲人的概念框架与辨证逻辑的常规模式存在很大差异，提出了一系列令人耳目一新的见解，引起了一些逻辑学者的很大兴趣。我们认为，加强与相关学界的对话与交流，拓宽学术视野，冲击传统范式，对于辫证逻辑乃至整个逻辑与思维科学研究的发展，都是非常有益的。我们约请邓晓芒教授为本刊写了这篇短文，以期对此有所推动。
通常认为，人类有史以来有两大逻辑系统，即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它们共同起源于古希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时代。。然而，形式逻辑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已基本成形，。辩证逻辑却直到黑格尔才具备了比较完备的逻辑体系，且在今天也还未得到逻辑学上的“资格认定”，其本质始终是个迷。
要理解辩证逻辑的本质，无疑要从它与形式逻辑的比较入手。然而，辩证逻辑这位小弟弟总是被强行纳入到形式逻辑这位老大哥的既定模式中来理解，在我看来是迄今为止逻辑学界最大的误会。我认为，只有辩证逻辑才真正揭示出了形式逻辑自身的本质，反过来，辩证逻辑的本质的发现，只能以形式逻辑对自身本质的自我觉醒为前提。
一、辩证逻辑与形式逻辑的关系
从两大逻辑体系的起源来看，柏拉图的“辩证法”是亚里士多德形式逻辑的思想先驱；反之，亚氏形式逻辑也仍然具有某种辫证理解的性质。恩格斯曾把亚里士多德归入“带有流动范畴的辩证法派”，苏联阿赫曼诺夫也指出亚里士多德逻辑还具有逻辑、认识论、本体论的“三统一”的性质。①只是经过中世纪经院哲学的纯粹化，逻辑才成了单纯思维的抽象工具。要阐明这“两种”逻辑的真实关系，我们首先要把形式逻辑中长期已被“遗忘”了“此在”（借用海德格尔的术语）重新唤回来，即在新的高度上达到对形式逻辑的辩证的、富有生命力的理解。
1。辨证逻辑是形式逻辑的具体化理解
形式逻辑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已包含辩证逻辑的潜在性质。虽然亚氏由于努力追求思维的确定性形式，而没有充分自觉到这种潜在性质，但一种完全与认识论、本体论绝缘的抽象形式的逻辑，亚氏似乎并没有想到过，这是后来的逻辑学家们的事。逻辑一旦被形式化，便发展成一自成体系的抽象系统，其辩证的潜在性质便被压抑到意识的底感而不为逻辑学家们所自觉。尤其是当它为了精确化而成为一个数学一符号系统之后，更杜绝了辩证意味潜入的可能性？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无疑表明了人类思维方式和思维能力的进步。但这种进步也不是毫无代价的。当形式逻辑本身的辩证性质不时地以两种常见形式暴露出来时，就使逻辑学家们感到惊慌失措了：这就是语义悖论和集合论悖论。在悖论中，形式逻辑被迫面对它不愿正视的东西，而且这种被迫还不是外来的强迫，而是它自身的逻辑必然性所导致的。其实，逻辑悖论是对逻辑学家们的一个警告，促使他们注意到形式逻辑潜在的辩证本性。可惜一般逻辑学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反而想尽一切办法消除悖论以维持原来的规则。当然有些悖论、特别是许多假悖论是可以清除的，但悖论的根源，或真正的、根本的悖论、即“反身性”或“自返性”（Self一reference or reflexiveness），却是无法根除的。通常人们不去问为什么会有反身性？能否没有反身性？却总是把反身性归之于某种外在技术操作上的偶然失误或误入。禁区。但这正好是问题的关键。形式逻辑要回避的，归根结底就是反身性，即“循环论证”，这本来是无可非议并且卓有成效的。但以为任何时候都能回避反身性，看不出它自己的这一原则本身必将导致反身性的悖论，这恰好是它对自己缺乏反思（reflexiort）的表现。形式逻辑客观上有种自我否定的本性，它在应用中总是要陷入它所极力回避的境况中去：黑格尔所揭示的正是这一点。形式逻辑的思维通常“被认为是一种单纯主观的和形式的活动”，但据黑格尔看来，“主观性自身即是辩证发展的，它就会突破它的限制，通过推论以展开它自身进入客观性。“②所以辩证逻辑不是别的，正是形式逻辑突破自己的限制即自我否定的结果；它承认和正视形式逻辑的这种自否定的辩证本性，并将其用来深入理解形式逻辑的一切命题和规则，而不仅。限于明显的悖论。所以辩证逻辑是形式逻辑的潜在本性的实现，是形式逻辑的具体化（进入客观性）的自我理解。黑格尔并没有提出“另外”一种逻辑，他认为只有唯一的逻辑，但有抽象和具体、形式和内容的不同层次的理解。
2、辩证矛盾与形式逻辑矛盾的关系
正因为辩证逻辑是形式逻辑“自否定”的产物，所以：第一，在形式逻辑中被视为破坏逻辑的矛盾，在辩证逻辑中（或在形式逻辑的辩证理解中）却成了合乎逻辑的规律的表现。但这并不导致有“两种矛盾”，而只产生出对矛盾的两种理解。第二，在形式逻辑中通常被视为不矛盾的命题，在辩证的理解中恰好揭示出其潜在的矛盾。但这也不说明“两种逻辑”可以无矛盾地并存，而只是证明了理解的层次有深浅。
先说第一点。曾有人主张，与其区分两类不同的矛盾（辩证矛盾和形式逻辑矛盾），还不如区分两种不同的逻辑③。的确，区分两类“不同的矛盾”在逻辑学界已成了一个长期难以解决的课题，这就不能不使人想到，也许这根本就不是什么问题。如果真有两类完全不同的矛盾的话，为什么几十年来这么多专家学者都区分不开？人们本想用区分两类矛盾的方法来区分两种逻辑。到头来却发现只有区分了两种逻辑，所谓‘两类不同的矛盾”才说得清楚。不过，如何区分“两种不同的逻辑”呢？我以为只有从对逻辑的两种不同层次的理解上才区分得开来，因而也没有两种不同的逻辑，只有对唯一的逻辑的两种理解。如果一定要说“两种”逻辑，那也得承认，形式逻辑潜在地包涵着辩证逻辑，辩证逻辑扬弃地包含形式逻辑。尽管一切比喻都是瞥脚的、不完全的，恩格斯所谓“初等数学和高等数学”的比喻在这一点上却是精当的：并没有两种不同的数学，而只有同一数学发展的不同阶段。再说第二点。形式逻辑一旦涉及内容便用不矛盾律表达着矛盾关系。当然，撇开内容，S是P； A=A，这里面看不出什么矛盾关系。但只要加入任何内容，“树叶是绿的”，“伊万是人”，“白马是马”，里面就潜在地包含着“个别是一般”这种对立关系，并在这种对立关系中潜在地又包含着‘个别不是个别”这种矛盾关系。④可见矛盾并不只是在悖论情况下才暴露出来，而是潜伏在任何一个有意义的命题之中的。形式逻辑是否可以不通过内容来理解呢？我以为不能。它只能不通过内容来操作、来计算〔数理逻辑），但计算的结果仍要通过内容来理解，这是逻辑与数学不同的地方。
3；形式逻辑为什么不能理解辩证逻辑？
迄今为止，形式逻辑对辩证逻辑除了攻击之外，只有“谅解”，而无“理解”，只有容忍，而无认同。因为形式逻辑在最好的情况下也没有把辩证逻辑理解为形式逻辑对自身的自我理解，而是看作另一种异己的逻辑，它或是否定（破坏）形式逻辑（因而要反对），或是不否定形式逻辑（因而可以并行不悖），总之，不是势不两立，就仅仅是外在并列关系。形式逻辑不理解辩证逻辑，只不过表明形式逻辑尚未达到自我理解、自我意识。一般逻辑学家没有看出，辩证逻辑正是形式逻辑自否定（自我破坏）及否定之否定（自我重建）的成果，因而两者不过是同一个逻辑在自我运动的上升过程中的两个阶段；在这两个阶段中，只有辩证逻辑达到了逻辑的自我意识，因为它反思到了逻辑的自否定的运动本性，并将自否定确立为逻辑更深层次的原则。
二、辩证逻辑的本质
1；辩证逻辑的本质不是别的。就是自否定（否定性的辩证法）
人们常把辩证逻辑的本质理解为“矛盾学说”，因而区分“两种不同的逻辑”的关键似乎就在于区分两类不同的矛盾：但很少有人看出，辩证逻辑（其实形式逻辑也是一样）对“矛盾”的理解恰好是基于“自否定”的理解，即一个东西、一个命题自己与自己相矛盾。哪怕是外在两个东西的相互冲突和对立（通常称之为“矛盾”），也具有一个东西内在的自相矛盾的含义；或者说，凡是外在两个东西的相互矛盾，都本质上是由同一个东西的自相矛盾、自我否定建立起来的；甚至就连看起来并不矛盾的东西（“树叶是绿的”等等），本质上都包含着自我否定（个别不是个别）这种矛盾。然而，通常对“矛盾”的理解，总是停留在两个东西的外部冲突（矛和盾）、或顶多是一个东西身上现存既有的两种“属性”、两个“方面”等等的相宜渗透、相互依存、相互转化这一层次之上，而没有看出，其实一开始并没有“两个”东西（属性、方面等等），而只有一个东西；所谓的“二”只是由于“一”的自否定而建立起来的，因而最本质的矛盾是自否定。我曾在拙著《思辩的张力—黑格尔辩证法新探》中提出，辩证法的真正核心是自否定（或自否定理解下的矛盾学说），而不是日常理解的矛盾或对立统一，不是现存两个东西相互冲突、斗争而又均衡、统一，而是同一个东西的自我分化或“差异的内在发生”⑤。国内逻辑学界却长期忽视了这方面的意义。如张建军先生在《如何区分逻辑矛盾和辩证矛盾》一文中⑥归纳了国内学术界历来对“辩证矛盾”的七条定义（包括他自己的在内），以及与形式逻辑矛盾相区别的十二条标准，其中就没有一条谈到对辩证矛盾的自否定实质这种理解，都是讲已有的两个对立面如何互相结合的问题，这也许与中国传统“矛盾”一词本身就具有外部冲突的含义有关，拟另文专论。正因为辩证逻辑的本质在于“自否定”原则，所以，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的辩证法”，逻辑在本质上就是自由的事业。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