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读鲁迅.鲁迅私下谈话录-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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褚炀罚ù剿分褙龃婕�1卷/编者）里说的“讹兽”的肉，从此非说谎不可，这回又加上神经衰弱，自然就满嘴昏话了。
·与许钦文的谈话，录自钦文著，浙江人民出
版社1979年版《〈鲁迅日记〉中的我》。
十二小时以上的工作！这在资本主义社会，也都没有的。……帝国主义的资本家在本国不能施用的手段，在殖民地施用。
·与冯雪峰的谈话，录自冯雪峰《回忆鲁迅》，文收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雪峰文集》第4卷。
以前师傅对徒弟，除剥削之外，也还多少要留一点后步，因为徒弟是总要出师的，出师了就是独立的手艺人。现在上海的老板，对待童工，却只有剥削，连他们剩上的几条筋都要被吃掉了。
·与冯雪峰的谈话，录自冯雪峰《回忆鲁迅》，文收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雪峰文集》第4卷。
只看城市里的中国人，你还不能了解中国人的贫困生活。在比四川省更远僻的一些地方，人们都住在窑洞里，而且那窑洞是连门都没有的。……洞口如果装了门，就会被强盗抢走，拿去烧火取暖。他们生活的贫困，你真是难以想象。
·与长尾景和的谈话，录自长尾景和《在上海“花园
庄”我认识了鲁迅》，文刊1956年第19号《文艺报》。
但是他们是有“主子”的，于是本能地与大众为敌。那些洋场恶少们，自然是一些孱头，渣滓，不足为道，但一到够得上和外国人讲话，也就飞黄腾达起来，主张杀，杀的了。
·与冯雪峰的谈话，录自冯雪峰《关于知识分子的谈话——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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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1节：与于伶等人的谈话
作者： 吴作桥
忆片断》，文收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雪峰文集》第四卷。
别国的检查不过是删去，这里却是给作者改文章。那些人物，原是做不成作家，这才改行做官的，现在他却来改文章了，你想被改者冤枉不冤枉。即使在删削的时候，也是删而又删，有时竟像讲昏话，使人看不懂。
·与许寿裳的谈话，录自许寿裳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亡友鲁迅印象记·上海生活——后五年》。
上海的四马路，号称文化街，各种大大小小的书店集中在这里。反动派看到许多店里摆的是左翼的书和杂志，读者买的是左翼的书和杂志，他们自己的反动书店门可罗雀，反动书刊无人过问。无可奈何之中，把卖左翼书刊最兴旺的一个书店老板捉了来，审讯他为什么不卖右翼的书？为什么爱卖左翼的书？这个书店老板回答说：“我是老板，将本求利。我不懂左翼右翼，我只懂算盘。”
·与于伶等人的谈话，录自于伶《鲁迅“北平五讲”及其
他》，文收上海文艺出版社1978年版《鲁迅回忆录》第二集。
“检查官就是要把作品的题目改得人们不知道这究竟是什么作品。”
·（1936年10月10日在上海大戏院观《复仇艳遇》时与
姜春芳的谈话，录自姜春芳《我的翻译之道》，文收全
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会编《文史资料选集》第21辑。
那些人不仅政治上保守甚至反动，在文学上也不会有什么建树，最多不过躲在象牙之塔里，弄点帮闲和帮凶的文学出来罢了（指有几个北京大学的教授想办一个大型文艺月刊，希望以未名社的名义发行/编者）。
·与李霁野等的谈话，录自李霁野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年版《鲁迅先生与未名社·别具风格的未名社售书处》。
国民党有大使馆设在莫斯科，除造谣之外，还干些什么勾当呢？这些宝贝！
·与李霁野的谈话，录自李霁野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鲁迅先生与未名社·鲁迅先生的故事》。
这证明鲧死得冤枉，他主张“湮”，何尝不是治河的高着？禹反其父之道，一味讲“导”，幸而成功，可是后来代代治河专家，又有谁真曾走禹的道路？——好像鲧呀禹呀，据说都是愚民捏造出来的，已被教授（指顾颉刚，他曾考证禹是一条虫/编者）考据明白了，不过是一条虫，我们又何苦为鲧翻案，还是开一眼，闭一眼，让治河专家们多发点洋财吧。
·与曹艺等的谈话，录自曹艺纪念鲁迅先生》，文收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鲁迅诞辰百年纪念集》。
同是青年而不可以一概论，志行薄弱者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别国的硬汉为什么比中国多？是因为别国的淫刑不及中国的缘故。中国也有好青年，至死不屈者常常有之，但皆秘不发表。其不能熬刑至死者，就非卖友不可，非贩人命以自肥不可。所以坚卓者壮烈而先亡，游移者偷生而堕落。
·与许寿裳的谈话，录自许寿掌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亡友鲁迅印象记》。
一点不写。什么也写不出来。要写的话，我想写农村。为写这个，想去乡下。但是，这又不行。
如果写一点什么送到报社或杂志社去的话，编辑那里首先就要送去给军方过目。
即使翻译契诃夫的小说，也被禁止发行呢！
那是过去的事了，现在可不行。作家们都没法生活，非常痛苦。
既没有钱，身体也不行（指去日本疗养/编者）。
·1935年5月19日与松本重治、长与善郎的谈话，录自长与善郎《会见鲁迅的夜晚》，文刊1935年7月《经济往来》，1992年第4期《鲁迅研究月刊》转载。
那时寄纸可真够难了。我亲自到市上把纸选好，买回来，好好包扎起来，送邮局寄。“邮务员”明知是纸，一看是往苏联寄的，就故意把包皮撕得细碎……那就是要叫你携回重包扎的。有时明收暗扣，这边寄出了，那边却收不到……
·与曹靖华的谈话，录自曹靖华《从一幅画
所想起的》，文刊1956年10月号《中国青年》。
中国并没有什么新文学运动，什么也没有，一切都死灭着。在使用白话都被视为异端的土地上，是不会有什么新文学运动的。
在中国是不能靠搞文学吃饭的。在报刊杂志等没有得到发展的中国，就是写了小说也卖不出去。没有哪个书店会出版卖不出去的书。光是写没有出版希望的书，那就只能饿死。
·与山上正义的谈话，录自山上正义作，李芒译《谈鲁迅》，
文刊1928年3月号《新潮》，转自《鲁迅研究资料》第2辑。
在中国是没有什么文学的。小说也是不存在的。
·与林守仁（山上正义）的谈话，录自林守仁作，戈宝权译，
《关于鲁迅及其作品》，文刊《鲁迅研究资料》第2辑。
就连翻译的契诃夫小说，也被禁止发行了。
那是从前的事了。（指松本重治所说日本允许自由主义的立场/编者）但是现在没有了。作家们都在为不能生活而在痛苦着。
·与松本重治的谈话，录自松本重治《上海
时代》，文刊1974年6月号《历史与人物》。
希特勒一举手（指法西斯的举手礼/编者），就将德国的文化毁灭了。在我们这里，和德国也差不多。
·与黄新波的谈话，录自黄新波《不逝的记忆》，文收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版《鲁迅回忆录》第2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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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2节：文学遭了灾厄了
作者： 吴作桥
“谁也没有写什么。谁也没有写作，中国的作家不能写作，我也几乎没有写什么。这也是一个原因，但还不止这一点。作家的生活，不断的受到威胁。动不动一点原因也没有就被捕去。……所以许多的人都转向了，一部分的人跑到乡间去，文学杂志被禁止发行，文学遭了灾厄了。”
“虽有组织（指“左联”/编者），但并无人，作家不能活动。”
“转向派！（指日本“转向派”/编者）但总在创作着罢？中国作家的转向，与日本作家的转向不同……在日本，不与政治发生关系，就叫做转向罢，所以作家虽然转向了，文学依然存在，但在中国就不能这样。所谓转向，是为××××效力。是的，慢慢的变成这样子。不直接参加政治活动，就被释放。那是从前的事；现在却要他们改变文学的思想。渐渐的变成这样子，渐渐的不能写作了。认真的照实写出事实来，那就完全不行。但除这样以外，作家就没有可写的了。……作家就不能写作，或者只好借托神话与故事来暗示真实，讽刺发达起来了。”
“啊，是堂·吉诃德的山巧（现通译为桑科或桑丘/编者）么？”
“讽刺文学的发生，有其必然的根据。从历史上看来也很明白。……但到了反动更利害的时候，就连讽刺也很困难。我的文章，有人说是讽刺的。一有了这样的批评，就有作者本意并非讽刺语句，也被解释为讽刺的，而被人说坏话。”
“慢慢的达到不能产生文学的时代……在中国，作家已在一个悠长的时间里不作声息了。……但反动的波涛，也时有消长，最近文学杂志也源源而来的产生出来了似的。但不久那些杂志也受到压迫，不曾长远的继续下去。人们心想现在太平了吧，但马上就又来了一个反动，中国老是这样的……
·1936年2月6日，与鹿地亘等的谈话，录自鹿地亘著，雪译《鲁迅访问记》，文刊1936年4月27日北平《世界日报》。
这样下去，中国是可以给他们（指国民党/编者）弄完的。
·与冯雪峰的谈话，录自冯雪峰《回忆鲁迅》，文收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雪峰文集》第4卷。
“他们对待学生也只有用这种野蛮的手段。”
·与周粟的谈话，录自周粟《鲁迅印象记》，
文刊1936年11月1、2日《西京日报》。
“这是‘一·二八’以后日本新建筑的兵营，（指上海内山书店附近一栋灰楼/编者）这里面的驻兵就可以占领上海。”
·与周粟的谈话，录自周粟《鲁迅印象记》，
文刊1936年11月1、2日《西京日报》。
眼下的中国，没有认真的教育家，也没有认真的学生，所以也就没有真正的教育；自己也曾日夜苦闷自己孩子成长时期的教育方法。
·与须藤五百三的谈话，录自须藤五百三作，靳丛林、宋扬译《医生所见的鲁迅先生》，原文刊昭和十一年（1936年）十月二十二日日文《上海日报》夕刊，转自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5月版《上海鲁迅研究》第14辑，北冈正子《关于〈上海日报〉所载须藤五百三〈医生所见的鲁迅先生〉》。
■政治、经济
总说
名叫社会主义的理论也有种种，有只在口头上谈谈的，有要实行的。
马克思主义，倘若不是为的实行和抽去了战斗精神，而只为的谈谈，那就不是马克思主义。
倘若不是一切做的都和工农大众的利益相关，不身为工农阶级的战斗之一员，那是不能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
·与冯雪峰的谈话，录自冯雪峰《回忆鲁
迅》，文收1985年版《雪峰文集》第4卷。
我不了解苏联的情况，但我读过很多关于革命前俄国情况的东西，它同中国的情况有某些相似之点。没有疑问，我们可以向苏联学习。此外，我们也可以向美国学习。但是，对中国说来，只能够有一种革命——中国的革命。我们也要向我们的历史学习。
·与埃德加·斯诺的谈话，录自斯诺著，三联书店1973年版《我在旧中国十三年》。
友敌应该分得非常清楚，奸细应当用适当的方法肃清出去，这些比狗都不如，简直可耻到极点了。
·与杨之华的谈话，录自文尹（杨之华）《回忆敬爱的导师
——鲁迅先生》，文刊1937年2月10日《救国时报》。
不怕牺牲，勇敢，都是革命成功的要素；但没有明确的政纲，正确的策略和领导，就要流于所谓“蛮干”。革命的目的不变，战斗的策略是可以变的，这就需要领导！此外也需要坚持、韧战……
·与冯雪峰的谈话，录自冯雪峰《回忆鲁迅》，文收人民文学出版社版1985年版《雪峰文集》第4卷。
这种赶浪潮的人本想靠马克思主义给自己找出路，一看走这条路有危险，马上就要靠反马克思主义卖身投靠了。嘿嘿！
·与张友松的谈话，录自张友松《鲁迅和春潮
书局及其它》，文收《鲁迅研究资料》第7辑。
“我们有些人恐怕现在从左边（指“左联”借一个大厦三楼开会时左侧楼梯/编者）上来，将来要从右边下去的。”
·与茅盾的谈话，录自增田涉著，钟敬文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鲁迅的印象》。
我们中国现在有数以千计的夏伯阳正在斗争。
·与勃加莫洛夫的谈话，录自宋庆龄《追忆鲁迅先生》，文收上海文艺出版社1978年版《鲁迅回忆录》第1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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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3节：政治、经济
作者： 吴作桥
“世家子弟有三变，一变而为蠹鱼（比喻卖图书，字画之类/编者），再变则为蛀木虫（指卖木器、房产之类/编者），三变则为大虫（指卖去家奴婢，“大虫”喻虎，指伤人/编者）。
·与徐梵澄的谈话，录自徐梵澄《星花
旧影》，文刊《鲁迅研究资料》第11辑。
“就像蒋介石已经不能领导中国革命一样，资产阶级文人的意识已经变成了虚无的梦幻。”
·1933年5月22日与申彦俊的谈话，录自申彦俊《中国的大文豪鲁迅访问记》，文刊1934年4月号朝鲜《新东西》，转自1998年第9期《鲁迅研究月刊》。
不晓得可是事实（指1931年一学生竟抱怨自己是学生出身）。其实，倘是革命的，负责而切实地工作，那效果总是归于革命的，被骂为小资产阶级，也没有什么可耻。就是一个道地的工人罢，但假如是一条懒虫，或竟是一个“叛徒”，那不也还是一样的。
现在我们还没有工人出身的作家，倘有，如果自身不强，也会被这一批人一哄，变成了小资产阶级罢。
·与冯雪峰的谈话，录自冯雪峰《关于知识分子的谈话——回
忆片断》，文收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雪峰文集》第4卷。
但要消除此气分（指小资产阶级的习气/编者），必先改变这意识，这须由经验，观察，思索而来，非空言所能转变；如果硬装前进，其实比直抒他所固有的情绪还要坏。
·与李桦的谈话，录自李桦《鲁迅先生怎样指导
我们学习》，文刊1949年10月19日《光明日报》。
知识分子，实在是应该轻蔑的，他们花样多，有时是看不清他的主意的所在的。有些事情就败于他们之手。
·与冯雪峰的谈话，录自冯雪峰《关于知识分子的谈话——回忆片断》，文收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雪峰文集》第4卷。
所以，知识分子本身的工作还是思想的工作，但文化运动只是实际革命运动的一翼，新文化本身的建树必须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