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读鲁迅.鲁迅私下谈话录-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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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知识分子本身的工作还是思想的工作，但文化运动只是实际革命运动的一翼，新文化本身的建树必须在新社会产生以后，现在是一切用于推倒旧社会，不能不是一切为着现在的战斗。……文化工作不能独立，也无所谓永久性，但决非退到旁边；倘若知识分子自以为是“第三种人”或是被遗弃的“零余者”，那便自然要显得可怜了。
·与冯雪峰的谈话，录自冯雪峰《关于知识分子的谈话——回忆片断》，文收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雪峰文集》第4卷。
其实，革命不仅是工人和农民的唯一出路，也是知识分子的唯一的出路。但比较起来，知识分子有时还有个人的暂时的出路，而工人和农民则完全没有。但加入到战斗以后，也就和大众利害一致了，实在也只有进，没有退的了。这都是事实问题。……其实，什么地方还有我们生存和发展的路呢？……血流得这样的多，被压迫大众的生活是这样的状态，……在这些上面，利害总是一致的……。
·与冯雪峰的谈话，录自冯雪峰《关于知识分子的谈话——回忆片断》，文收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雪峰文集》第4卷。
从前绍兴有一个读书人，评论文章的好坏时说：“天下文章，算我浙江，浙江文章，算我绍兴，绍兴文章，算我家兄，家兄的文章，还要我批改批改呢！”是啊，他的文章最好。
·对俞芳讲的一则笑话，录自俞芳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
早上坐着人力车去教育部上班，路上遇到北大的某教授，他坐着人力车迎面过来。平时这位教授和我只是“点头之交”，那天这位教授却意外地热情，叫自己的车停下，同时招呼我的车也停下来，好像见到了老朋友，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谈似的。我只得莫名其妙地停了车。这位教授下车后慌忙走向我，并从衣袋里取出一包东西，交给我，一面连声向我道歉，说：“昨晚我带的钱少，付不出现金，真对不起你，请你点一点，数目对不对？”我连忙把钱还给他，同时说：“教授，你弄错了。”这位教授误认为数目不对，忙问：“少了多少？”我还是这句话：“教授，你弄错了，你没有欠我钱。”这位教授认为我客气，不肯收钱，就略带责备又自责的口气说：“周先生，你这样不好，我们打牌前，就说清楚的，是‘真刀真枪’的；只怪我自己带的钱少了些，我事前也没想到昨天赌运这样不好，以致欠了债。……你不要过意不去，过两天我们还可以再来过的……”我这才明白这包钱原来是这位教授欠下别人的赌账，看来他一夜没睡糊里糊涂，竟记错了债主。我耐心地告诉这位教授说，自己从来不打牌，对这玩艺儿没兴趣，因此无从作“赌账”的“债主”。教授听了这番话，敲敲自己的脑袋，醒悟过来了。他承认自己记错了，连连向我道歉、告别。
当然是真事。这种教授，打牌熬夜，弄得神志不清，连赌帐都还错了人，真是在“发昏”。
·对俞芳讲的一则笑话，录自俞芳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
“曹操虽外示仁义，终容不得弥衡一顿臭骂。”
·与黄苹荪的谈话，录自歇翁（黄苹荪）《鲁迅与“浙江党部”之一重公案》，文刊1948年6月10日上海《子曰》丛刊第2辑。
“再说这精彩的一幕（指章太炎以袁世凯赏的大勋章作扇坠，在总统府会客室如坐茶坊酒肆/编者），如在今日演出，莫说太炎先生只一个脑袋，有一百个也……所以连袁世凯也不可多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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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4节：与黄苹荪的谈话
作者： 吴作桥
·与黄苹荪的谈话，录自歇翁（黄苹荪）《鲁迅与“浙江党部”之一重公案》，文刊1948年6月10日上海《子曰》丛刊第2辑。
他身为民国的大总统，但做着“皇帝”的梦，到了第四年（指1916年/编者）终于废共和，立帝制，做起皇帝来，当时辛亥革命的元老蔡锷将军，被袁世凯困在京都，为了躲避袁世凯的迫害，假装成一个壮志已消的风流将军，终于在小凤仙的帮助下逃出北京，到云南宣告独立，树起了反袁的第一面旗帜。袁世凯听到这个消息，一惊非同小可，立即召开军事会议。据说在会上，人人面面相觑，都说不出话来，袁世凯面前放着一盘馒头，一面开会，一面揪着馒头往嘴里送，等到会议开完，不知不觉地把一盘馒头都吃进肚里了。以后就一病不起，皇帝的美梦才做了五十天就一命呜呼了（周建人先生这里说得不确。袁世凯是1915年12月23日即“中华帝国”皇帝位，接受百官朝贺，1916年3月22日被迫退位，实是做了整整100天的“皇帝”；如从1916年改元“洪宪”算起则是做了81天皇帝/编者）。
·与周建人的谈话，录自周建人《鲁迅诞生百年感言》，文刊1981年第3期《绍兴师专》。
“毛壮侯（当时北京《劳动文艺周刊》编辑/编者）主张出专号（指为孙中山逝世而出《劳动文艺周刊》专号/编者），大固不可必。因为一出专号，对于政治没有兴趣的人，他一定不要看，反而减少宣传力。纪念或欢迎文章，是可以登载的，中山先生虽不是文艺家，更不是劳动文艺家，但中山先生创造民国的功勋，是值得纪念，也值得欢迎的。那么：对于中国劳动者，介绍一下中山先生，不是应该的么？胡也频他们（孙中山北上时，毛壮侯主张出欢迎专号，胡也频等人以孙中山与劳动文艺无关，反对出《劳动文艺周刊》专号/编者），也太重视文艺二字了。这定是上了‘为艺术而艺术’的当。”
·与荆有麟的谈话，录自荆有麟著上海杂志公司1943年11月版《鲁迅回忆断片》。
“秋瑾是被人拍手拍死的，其实她并没有做什么。”
·与许广平的谈话，录自许广平《民元前的鲁迅先生》，文收江苏文艺出版社1999年10月版《许广平文集》。
“秋瑾姑娘很能干，有话当面说，语气很坚决，不转弯抹角，所以有不少人怕她。她爱唱歌，好合群，性格爽朗，而且善豪饮，讲话精辟，又热心公益。所以很多人欢喜和她接近。虽然秋瑾姑娘生得很秀气，但人品很高，所以大家都不敢在她面前讲浮话。”
·与许钦文的谈话，录自马蹄疾著，知识出
版社1996年版《鲁迅生活中的女性》。
“石曾先生（即李煜瀛，字石曾，曾是“同盟会”成员/编者）革命精神是可佩服的，但他那种办法（指为制止北京外国语专门学校闹学潮，李提出不接收有党派的学生/编者）我却反对。革命不能不估计牺牲，因革命是为拯救大多数。牺牲少数，自然可以，若牺牲多数，所解放者，仅是少数，那我一向是不赞成的。
·与荆有麟的谈话，录自荆有麟著，桂林上海
杂志公司1943年11月版《鲁迅回忆断片》，
转自四川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大先生鲁迅》。
他（指王金发/编者）过去在强盗伙伴当中是暗杀的能手。（据说王金发曾在上海市区用枪打死过有叛变行为的党人汪公权/编者）。
·与增田涉的谈话，录自增田涉作，卞立强译《鲁
迅与“光复会”》，文刊《鲁迅研究资料》第2辑。
当时参加革命的留学生，许多人回国后就被捕，后来发现有奸细，就是一个姓翁的。革命党就派了王金发和另一个人去刺杀他。一次在路上遇到了，那个刺客放了一枪就跑，其实并没有命中。姓翁的一听枪声就一屁股坐在地上，假装被刺，大骂大叫。许多人围上去看。王金发也和群众一起围上去看，见没有打中。当时他穿了一件叫“一口钟”的大氅，他就从衣缝中给他一枪，把翁打死，然后乘乱溜走。
·与周建人的谈话，录自周建人《回忆鲁迅片
断》，文刊1979年第3期《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我们中国也出了一个他们（指法西斯主义/编者）的好兄弟，就是蒋介石。这三兄弟都是杀人的能手。
·与萧伯纳的谈话，录自钱俊瑞《回忆鲁迅二
三事》，文刊1981年9月19日《人民日报》。
没有什么。看情形，他们（指国民党）目前似乎还不想下手，他们的吵吵嚷嚷，目的是想吓得我不敢说，不敢动；真正危险倒在他们不声不响的时候——蒋介石这个东西就是个流氓。
·与邹鲁风的谈话，录自邹鲁风《党最亲密的战友》，文刊1956年20期《中国青年》。
“老板，你以为胡汉民不到南京来？”
（内山答：“我不晓得。政治家的动向，对于我是没有兴趣的，所以，我还没有想过哩。”）
那末，×是亲日呢，还是排日呢？”
（内山答：“大概有时亲日，有时排日吧。”）
“那我们就不能赌输赢啦。
“这且不去说他，这样的时候，中国的大众是很担心的。因为吸饱了血液的臭虫，肚子已经膨胀着，再也不会吸得很多了，所以，稍为能够放心。但，新的臭虫，却还没有吸血，是个空肚子的家伙。这空肚子的家伙一跑出来，那最后的吸血是很厉害的，哈哈哈……”
·与内山完造的谈话，录自内山完造《忆鲁迅先生》，文刊1936年11月15日《作家》第2卷第2号，转自四川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大先生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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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5节：与陈云的谈话
作者： 吴作桥
“现在大家都议论什么‘过激主义’来了，但就没有人切切实实地把这个‘主义’真正介绍到国内来，其实这倒是当前最紧要的工作。望道在杭州大闹了一阵文治（指陈望道与夏尊、刘大白、李次久等1920年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开展的挽留长经子渊的学潮/编者），这次埋头苦干，把这本书译出来，（指陈望道译《共产党宣言》，此书于1920年4月由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为我国《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译本/编者），对中国做了一件好事。”
“我看望道这个人比北京那批吃五四饭的人要强得多，他是真正肯为大家着想的。”
·与的谈话，录自邓明以《五四时期的陈望道同志》，文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11月版《五四运动回忆录（续）》。
“不用你（指陈云/编者）去，我叫别人去叫车了。
“深夜，路上方便吗？”
·与陈云的谈话，录自史平（陈云）《一个深晚》，文刊1936年10月巴黎《救国时报》。
如果发动一个运动营救方志敏，可能对他不利，或者会加速方志敏的死刑执行期，应当让他利用蒋介石企图软化他的短暂时间里，在狱中赶快为后人写下一些东西。
·与胡风的谈话，录自方兰、叶淑穗《张光
人（胡风）同志谈方志敏给鲁迅信的情
况》，文刊1980年第6期《鲁迅研究动态》。
鲁迅与杨杏佛合影可见他（指杨杏佛/编者）当时是清醒的，首先掩护了自己的孩子。……就说动物罢，也有动物的本性，临难时也先救护幼小者。有后代，就是有将来！……能够如此，也是不容易的。
今天蔡先生是去的（指蔡元培先生去参加杨杏佛送殓仪式/编者），他很悲哀。……打死杨杏佛，原是对于孙夫人（指宋庆龄/编者）和蔡先生的警告，但他们两人是坚决的。季（指许寿裳/编者）也去的。这种时候就看出人来了。林语堂就没有去；其实，他去送殓又有什么危险！
·与冯雪峰的谈话，录自冯雪峰《回忆鲁迅》，文收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雪峰文集》第4卷。
“远远听见了这样慢的轻的脚步声，我已经知道你了。”
·与杨之华的谈话，录自文尹（杨之华）《回忆敬爱
的导师——鲁迅先生》，文刊1937年2月10日巴
黎《救国时报》，转自《鲁迅研究资料》第8辑。
呜呼，我非不知银行之可以发财也（指马寅初，时马任中国银行总长/编者），其如道不同不相为谋也。
你们一面请马寅初写字，一面要我做序，真是一视同仁，不加分别。
·与陈梦韶的谈话，录自陈梦韶《鲁迅先生在厦门大学》，文收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4辑。
■军事
“啸聚绿林而难于得适宜之地，我看黄埔要算最好的了。”
·与李秉中的谈话，录自荣太之《从李秉中致鲁迅的信看他与鲁迅的交往》，文刊《鲁迅研究资料》第11辑。
广州黄埔军校校门。1927年4月8日，鲁迅曾在该校作《革命时代的文学》的讲演。
纽军长（名字不详/编者）是留学日本学陆军的。回国后在黎元洪手下当军长，后来被袁世凯买通了他的卫兵将他打死。辛亥革命后第二年，我到南京教育部任职，遇到我在陆师学堂的同学谢西元、歪了头，说是到南京政府来告状的。他本来是纽军长手下的一个营长，有一天，听见纽军长屋里有枪声，他就跑进去看，遇见军长的卫兵，问出什么事，卫兵也不答话，举起刀来就是一刀。他见势不妙，回头就跑，另一个卫兵对他放了一枪，子弹从后腰进，前面穿出，他跌倒在地。他自己的卫兵赶到，把他抬回营房，这时军需官赶到，说“纽军长的卫队哗变，军长已被杀”，赶紧把他送进医院。卫兵砍的一刀正砍在他的颈上，幸好有硬肩章挡着，没有砍得太深，结果头就变歪了。他见了我说：“是来告状的，你看把我杀得这样子，杀纽军长和我的凶手，我都认得。”
·与周建人的谈话，录自周建人《回忆鲁迅片
断》文刊1979年第3期《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中国人的国民性
在中国，没有日本那样的国家观念，儒教在现在的中国，也没有何等的感化力，而且代替儒教的何种宗教也没有，中国的民众，在这种意义上，思想的何种依据都没有的。
·与本间久雄的谈话，录自张杰著，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1年9月版《鲁迅：域外的接近与接受》，本间久
雄《鲁迅的故事》刊于1932年4月9日《朝日新闻》。
“老板，你也晓得的那位爱罗先珂曾经说得好：‘日本人很听从，遵守上头的人所说的话语，官吏尤其是这样，所以，是一个最便于施行政治的国度。中国人却恰好相反，对于人家说的话语，首先就加以怀疑。尤其是官吏所说的话，是颇为靠不住的。所以，中国乃是个最难于施行政治的国度。’
“我也觉得，这是实在情形。
“例如长官对一个警察说：这是一个恶人，（对于日本人，不管他是否一个罪人，只要被警察署叫去审问过一回，似乎就已经决定他是一个罪人；因此，一个给警察捉去了的人，就光是这一点，也已经可以完全决定他是一个坏人。）那么，警察的自我意识就完全不会活动。不，应该说是：他不会使自我意识活动起来去研究那个人。他只是跟长官所说的一般地把这个人决定为坏人而加以处理。这似乎是在把长官的话不折不扣地完全相信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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