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世富贵-第49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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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齐提议迁都，范仲淹反对，认为洛阳已非王城所宜。

　　　　到这一步还没有什么，迁都徐平也同样不同意。好不容易离开京城的王公贵族各种各样人物的影响，建起了洛阳这个新兴的工商业中心，把首都迁过来，难道徐平要再找个地方把同样的事情做一遍？京城还是在开封城好了。

　　　　对于迁都的事情赵祯询问吕夷简的意见，这样送上门来的机会，不说范仲淹几句坏话吕夷简也就不是吕夷简了。回答赵祯的时候，吕夷简说“仲淹迂阔，务名无实”。虽然吕夷简心里同样是不同意迁都的，但他偏不说自己的意见，只贬低范仲淹。

　　　　事情传了出来，范仲淹连上《帝王好尚》、《选贤任能》、《近名》和《推委》四论，对吕夷简的说法做出了针锋相对的回应。又把吕夷简比之为汉成帝之张禹，指责他“以大为小，以易为难，以未成为己成，以急务为闲务”。范仲淹的意思本来说的是其他事情，偏偏现在京西路是吕夷简的心病，以为说的是那里，就此撕破了脸。

　　　　上《百官图》，还能说是范仲淹作为侍从大臣，对宰相的用人心有疑义，提出自己的看法，把图表给君王做参考。后来对吕夷简的指责，就是直接批评其执政能力，再不能像前面那样马虎过去了。两人崇政殿里当面争吵，出宫之后交相上书，闹得不可开交。

　　　　不但是吕夷简和范仲淹两人针锋相对，馆阁官员和台谏言官不少人也加入了进去，声势越来越大。最终以吕夷简说的“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为此事做结。范仲淹落职，贬知饶州。

　　　　此事如果到这里就此结束，还只是一场不大不小的**，并没有什么特别。偏偏吕夷简觉得这样下去不是办法，他结党营私虽然轻易不落下把柄，但满朝的官员又不是瞎子，怎么可能看不出来？这次赶走一个范仲淹，难保明天不会又出来一个。特别是馆阁里的年轻官员情绪已经被范仲淹调动起来，又颇有几个无法无天之辈，最终决定借着这次机会把这个隐患清除。指使侍御史韩渎，上书要求把范仲淹之事榜于朝堂，戒百官越职言事。

　　　　这是以御史台的名义报请赵祯施行的，帝王深以朋党为戒，赵祯没有阻止。

　　　　这才是捅了马蜂窝，赵祯亲政才几年？大规模地贬逐言事者已经有三次了，而且两次被当头打击的就是范仲淹。自太祖登基，便就戒子孙不得杀上书言事者，别说是官员，普通百姓还能够对朝政发表自己的看法呢。特别是年轻官员，地位低的时候，就是通过上书言事施展自己的抱负，让上位者发现自己的才华。

　　　　以馆阁官员为主，陆续有尹洙等人因为替范仲淹伸冤，被贬出朝堂。接着又有欧阳修写《与高司谏书》，痛骂高若讷，说朝堂御史台的榜上已经禁了非台谏不得言事，他作为谏院的主官，非但对此事一言不发，私下里还说范仲淹“狂言自取谴辱，岂得谓之无辜”。

　　　　欧阳修骂高若讷非常难听，充分展示了他超人的文采，其中一句“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还流传后世。最终把老实人高若讷骂毛了，把欧阳修的书呈给朝廷，欧阳修就此被贬为夷陵县令。谏官是有特殊地位的，欧阳修这样骂自己爽了，受到的惩罚就特别重，到夷陵可不是知夷陵县事，而是夷陵县令，直接贬到选人行列去了。

　　　　此后又有另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狂人蔡襄写《四贤一不肖》诗，接着骂高若讷。不过蔡襄出身大族，背景深厚，最终安然无事。而欧阳修此时已经跟他的第一个岳父胥偃因为立场不同而闹翻，这个时候可就没人帮他说话了。

　　　　这一场政治冲突因范仲淹上《百官图》而起，本来并不大，最后闹成一场巨大的**，固然有范仲淹不妥协的原因，但也正说明了此时朝堂内部斗争激烈到了什么程度。

　　　　（备注：范家和吕家真正结仇就是因为这一次风波，但对于当事人来说，范仲淹和吕夷简并没有成为死对头，他们很大程度上还只是因为政治争端，不涉及私人感情。史上后来西北乱起，两人还自比唐时郭子仪和李光弼，握手言和。但此次被贬出京，范仲淹的原配李夫人因为旅途劳顿，积劳成疾去世，却让范仲淹的儿子再也不能原谅吕夷简。偏偏不管是范仲淹还是吕夷简，家庭教育都非常成功，儿子一样都位至宰辅。结果就是吕夷简的子孙以自己家里存的范仲淹书信为证，说两人晚年和好，范家则坚称那些书信是吕家伪造的，因为母亲的死，父亲是无论如何不能原谅吕夷简那个奸贼的。欧阳修写范仲淹的墓志，有两人和好的内容，并坚持是自己的亲身经，不肯修改。范家就把墓志的这一部分凿掉了，与欧阳修的关系也变得冷淡。因为此事，甚至引起富弼、韩琦和欧阳修等等当时亲者的矛盾。加上这些备注，是说明当时的情况绝不是像后来说的那样黑白分明，范仲淹是大忠，吕夷简是大奸，其实实际情况远比这样的认识复杂。史本来就是如此，在后人的眼里只剩下黑白两色，但本来其实是彩色的。）（未完待续。。）

第193章　此一策，可安天下（中）

　　　　从漆黑的夜色中收回目光，王曾问王绎：“还有其他事情没有？”

　　　　王绎双手捧着一个木匣，恭声道：“晏内翰从京西路托人带回来这一木匣，要我亲手呈给大人。据来人讲，此是京西路都漕徐龙图带属下官员所写，名为《富国安民策》。此策把去年一年京西路的新政详细剖析，以供圣上参酌。”

　　　　“哦，拿来我看。”王曾转过身，从桌上的一个小盒里取出老花眼镜带了起来。

　　　　王绎上前，把木匣放在桌上，轻声道：“夜深了，大人早些歇息，明日再看不迟。”

　　　　王曾口中道：“无妨，我自有分寸。你先回去吧，不必在这里陪我。”

　　　　王绎应诺，躬身行礼，出了书房。

　　　　王绎是王曾弟弟的儿子，并不是他亲生，因为王曾得子较晚，过继了王绎入门，一直是他随侍在身边。王曾初娶处士蔡光济之女，早卒无子。状元及第那一年，殿试之前次娶宰相李沆之女，又先王曾而去。再娶前妻之妹之妻，生四男三女。

　　　　这个年代妻子因故去世之后娶小姨子是很常见的事情，除了王曾，还有一个欧阳修也是如此，就是史上王拱辰戏称的“大姨夫做小姨夫”。

　　　　儿子出了书房，顺手把房门掩上。

　　　　王曾在灯光下打开木匣，取出里面的《富国安民策》来，在灯光下细细观看。

　　　　这不是京西路徐平组织抄写的那几本手抄本之一，而是晏殊私下里自己抄的，字迹极是工整，但并没有真正的手抄本那么详细，有多处脱漏。背着徐平做这件事情，晏殊总是有些心虚，不好明目张胆地全部借来一一抄录，有一部分是他凭记忆写的。

　　　　徐平知不知道有人会私下里抄写？那肯定是猜到的，不然他也不会把手抄本看得那么严密。这种事情本来就是防君子不防小人，这么多人参与，怎么可能不让人知道。只要真正的手抄本没有流出来，那就随时可以改正本，传出来的可以不认，好坏有个主动权。

　　　　王曾自幼过目不忘，诸子百家无不涉猎，就是佛老典籍他也精通，不像范仲淹等人有思想洁癖，与视佛老如仇寇的欧阳修等更加不可同日而语。

　　　　《富国安民策》拖到现在才真正出炉，一是徐平要有实践，实践才能说服别人，另一个就是要与儒家典籍结合起来。儒家流派众多，很多道理都有许多种说法，这中间必须有取舍，有所本，既要能够自圆其说，又要能够不脱儒家根本宗旨。

　　　　这就是李觏的价值所在，在最根本的理论基础上，《富国安民策》深深带着李觏思想的烙印。李觏是反孟的旗帜人物，认识徐平之前，谁说孟子不好他就引为知己，只有看清孟子无用，在李觏看来才是把圣贤书读明白了。这也是没办法，讲理财，讲国用，就不得不从荀子那里发挥出去。早期的儒学大家中，只有荀子才不被义利束缚，不用他的名头用谁？

　　　　但李觏并不尊荀，他只是反孟，然后另成一家。荀子的思想一变，就成了法家，在孟子没有被立起来之前，儒家和法家，儒家和道家，法家和道家，思想越来越趋向统一，不是没有原因的。后来王安石变法，一面尊孟，一面理财，那是先有李觏打了底子。

　　　　王曾对儒学各派没有成见，前面的内容他反而没有什么感触，只要没有脱离开根本的仁为中心，以人为本，能够自圆其说，在王曾看来就是成功的。引起王曾注意的，是书里正式把利分为私利和公利，私利不一定就是邪恶的，公利不一定就是正义的，要公利和私利互相协调，互相补充，互为表里，最后才说一句，公利是天下之大义。

　　　　《富国安民策》，讲的就是如何谋公利，谋公利时不害私利，与私利互相促进，共同发展，带来整个社会的繁荣。限制个人的**，发展公利，这是手段。公利扩大之后，从而提高每个人的私利，这是目的。让每个人获得的财富越来越多，满足的**越来越多，这是《富国安民策》最后要解决的问题。中间如何协调，制度如何定，个人和整体的利益如何调整，便是李觏认为的“礼”，而“礼”是天下根本。

　　　　儒家概念里的“礼”几乎无所不包，包括法律道德等等一切社会规范，这种规范遵循的原则，便就分成了许多流派。孟子讲性善，讲究礼和仁义是自内而外的，是人天然就具有的本性，只要去发现她，培养她，引导她，讲究修身明志，养吾浩然之气。而荀子则讲性恶，人的本性就是自私自利的，所以“礼”要带有强制性，灭人欲才能存“礼”。人这种自私自利之恶之本性，必然会导致人与人之间的争斗，国与国之间的战争，要想防止这一切，达到理想中的大同社会，就要消灭人的**，强行规定为人处世的原则。

　　　　显而易见，只要把荀子的大同社会这一儒家的理念废掉，改为满足君王之类统治者的**，限制被统治者的**，被统者的思想和行为一切都要为统治者服务，便就是法家。

　　　　而孟子讲的专注于修自身，内圣而外王，则就向道家和墨家靠拢了。

　　　　有宋一朝，北宋时主要的争论在尊孟还是尊荀。与徐平前世的印象截然不同的是，尊孟的是改革派，以王安石为代表，包括在他之前的范仲淹。而尊荀的，则是保守派，以司马光为代表。其中又有最大规模的中间派，有既不尊孟也不尊荀的，又有虽然尊孟但却与王安石无论如何也说不到一块去的。徐平前世学到的印象是王安石讲理财，与法家颇有相合之处，与这个年代的思想实际上完全相反。

　　　　靖康之变，由于当时主政的是新党，王安石的新学受到致命的打击，尊荀和尊孟开始溶合，矛盾不再那么尖锐了。孟子的官方地位上升，荀子的思想却深入人心，孟皮荀骨开始初露端倪。此时思想争论的主流，慢慢转到了事功学派和理学上面。随着宋的灭亡，讲克己复礼、存天理灭人欲，把天理与人欲对立起来的理学最终胜利。人欲灭了才能存住天理，则人欲当然是恶的，而又讲天理自在人心，要先修身，又留了孟子的皮。当然，这一思想在韩愈提出性情不同时就已经有了端倪，所以后来高举韩愈大旗的欧阳修认为“为君子者，修身治人而已，性之善恶不必究也”，被后人讥诮。

　　　　不管是北宋讲“三不畏”的改革变法派，还是南宋以叶适和陈亮为代表的延续王安石的“为天下国家之用”的浙东事功学派，重要的思想源流都来自于李觏。

　　　　李觏主张人性无善恶，人欲与天理相统一，没有对立的关系。从这一点上，重新讲解儒家的核心“礼”，由此理财、事功等等都是当然之义，带有强烈的现实主义色彩。

　　　　理清了这个思想源流，便就明白了李觏对徐平的改革培植理论根基的重要性。没有李觏的人欲与天理相统一，劳动创造财富便就没有了思想基础，改革失去了正当性。如果人欲带来的是恶果，那满足人的**的财富也就是恶的，越多越对天下无用。

　　　　“公利本于私利，而用于万民，故曰谋公利为天下之大义。”

　　　　王曾在这句话下划了一条线，抬起头，摘下老花镜，揉了揉额头。

　　　　义利之辨是绕不过去的一道坎，这一步跨不过去，改革就会起无数纷争，一不小心就会半路夭折。这句话对徐平新政的意义，便就如他前世的那句“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被广泛接受了，改革就有了正义性。但这样简单的一句话，真正被认可并不是简单的事情，他的前世可能一万个人都能脱口而出，但这句话怎么与原来的体系相结合，与理论体系方方面面各种各样的理论缠绕，一万个人中也未必有一个人能说清楚。到了每个人都能理所当然地把这句话说出来的时候，背后有无数人付出了心血，改革就无人可挡了。

　　　　王曾和吕夷简单这一代人，还是在主张清静无为的政治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如王曾的岳父被称为“圣相”的李沆，便就说宰相为政最要是不改祖宗之法。王曾的仕途也一如他的岳父，波澜不惊，没有大起大落，但在每一个位子上几乎都做到了最好。然而这一生平平奇的宰相李沆，史书评其“正大光明”，王旦称其为圣人，宋真宗认为他忠良纯厚，始终如一，真长者。王曾颇有岳父的风格，然而到了现在，他却知道天下不得不变了。

　　　　就连这个时候还飞扬跳脱的欧阳修，都知道说“凡物极而不变则弊，变则通”“物无不变，变无不通，此天理之自然也”。王曾怎能不明白这个道理。

　　　　变是要变，关键是怎么去变。没头苍蝇一样乱来，胡搞一气，那还不如老实守成，变不如不变。徐平能够带人说明白“谋公利为天下之大义”，从义利之辨中跳出来，在王曾的眼里，已经有了谈变革的资格。

　　　　把桌子上的灯调亮，王曾继续埋头读桌上的《富国安民策》。京西路去年的新政，身为宰相的王曾自然是清楚的，甚至大多数条款他都能如数家珍。但为什么采取这样的变革措施，背后有怎样的考虑，王曾就不清楚了。这样的国家大事，他相信徐平必然是有系统的考虑，不可能如顽童一般，想出来一件就做一件。

　　　　现在细读《富国安民策》，跟自己印象中的京西路的变革举措一一对应，王曾慢慢开始把脉络理清楚。为什么大量的变革都是围绕着棉布来展开？原来是因为棉花可以规模化种植，棉布可以工厂化生产，布匹又是衣食住行中百姓所必需。

　　　　不吃饭就会饿死，所以粮食是不能够做为商品的。保证百姓的必需物资是政权的当然责任，因为你不得不用，所以我要用这个来赚钱是不可以的，这样做是亡国之道。食盐专卖，大家都当成是收税，而不是做为商品赚取利润，不可跟普通的商业买卖同日而语。

　　　　棉布某种意义上不是生存之必需，但纺织品又是人人都离不了的，有巨大的规模，可以赚取海量的利润，这是徐平选择这个产业的原因。背后用棉布产业冲击旧的生产关系的目的，徐平也没有藏着掖着，直言因为布帛是朝廷赋税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还有部分的货币功能，因为重要，所以要改。

　　　　所谓财富是满足人的**的有形的无形的物资与各种产品，包括文化产品，是可以用人的双手创造出来的。而人创造财富的能力，随着生产工具的改良，组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