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世富贵-第74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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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攻击了遇到的高昌人。虽然契丹人归还了俘获，惩治了耶律化哥，与高昌回鹘的关系还是冷却下来。
随着宋军攻灭党项，击败契丹的消息在西域传播，他们对中原王朝明显变得热情。不只是西州回鹘，黄头回鹘和喀喇汗国也派了使节到肃州见韩琦，要遣使入贡。
宋朝在西域重建藩属国秩序阻碍不大，朝廷明确了大军不再西进，停止于肃州也让这些地方政权安心。瓜沙两州仅设都巡检司，而不驻大军，就是表明停止扩张的态度。
所谓贪多嚼不烂，从安史之乱后，中原王朝的藩篱尽皆失去，宋朝确实无力进行大规模的扩张。现在只能集中力量，对付北边的契丹，把燕云之地收回来。
接下来西北的方略，就是集中力量发展新占的党项之地，把河西和河套地区的生产发展起来。有了这两个基地，才有向外扩张的本钱，不然仅仅大军粮草，就足以耗尽半个天下的积蓄。位于最西部的瓜沙两州，不驻大军，作为佛教中心，也作为通商贸易中心，从经济和文化上影响周边地区。首先争取周边势力对中原王朝的向心力，时机到了一切水到渠成。这个过程要多久？或许十年，或许数十年，没有人能够说得清。
第56章 国柄
出了政事堂，徐平回到了自己的官厅。随便处理一下公文，就该休务回家了。
在案几上随手一翻，却发现一封来自新任巩县知县王安石的书信。展开来看，原来是最近京西路工商业进行大手术，王安石有不同意见。
之前，迫于巨大的财政压力，各地的工商业基本都操控于官府之手。特别是像酒楼和邸店之类的服务业，稍微大一点的县以上城市，几乎全为官有。哪怕百姓自己开的店，只要官方觉得利润可观，都会使用各种各样的手段，收归官有。
这些官有的酒楼和邸店，大部分让百姓指射，即承包出去，官方收取固定利润。大一些的店，赢利能力稍强，便由官府经营。这样做最大的害处，对经济的束缚不说，是官府为了保证利润，强行让境内的富户轮差衙前役，用家产作保经营酒楼和邸店。商业正常增长一切都好，一旦出现亏损，或者利润下降，便由轮差衙前补足差额。
这跟徐平前世的国有经济不一样，这些酒楼邸店被官方直接当作提款机，过分一点的地方不按前几年业绩，随意指定一年要上交的利润。达不到，便直接用经营的衙前人家的家产充账。在很多地方，直接变成了对境内富户额外收税。
宋朝天量的财赋收入，除了禁榷专营，还有一大部分就是这样来的。
这样的后果，便是造成了官府插手不多的商业的畸形繁荣，服务业的破败。除了采取特殊政策的几个京府，大部分的州县，城内服务业不发达。甚至于出现，城外偏远地方的酒楼邸店，由于不在官方掌控之下，比城内还繁荣的怪事。
在京西路试行的工商业改革，徐平借鉴前世经验，采取了抓大放小的政策。除了四京之外，地方上那些由百姓指射经营的酒楼邸店，一律卖出去，官方收税。
一般原则，县一级保留一处官方经营的酒楼，和一处官方经营的邸店。州一级则按等级，保留二到五处。超出数字的，把小的卖掉扩建大的，形成规模化的经营。官方所有的这些商业，不再使用衙前，而是雇专人经营管理，制定奖惩制度。
宋朝现在问题是，在城镇是官有经济占的比重过大，官府对利润的搜刮过甚，让工商业发展不起来。通过向民间让渡小型工商业，来刺激经济的活力。
与向民间开放工业和服务业相对应，通过三司铺子和各种民间会社经济，把畸形繁荣的商业的主导权，从一些大商户的手中夺过来。他们借助官方力量实行行会垄断，在获得超额利润的同时，打击压制了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
出乎徐平意外，王安石表达的不同意见，竟然是觉得对民间放权让利不够。他以巩县为例，认为已经有了驿馆，官方的人员往来住处和酒食供应有保障，再保留官营的酒楼和邸店各一处没有必要。如果把这个市场完全放给民间，百姓得利更大。
徐平把这封书信翻来覆去看了几遍，实在不相信这是王安石提出来的意见。在印象中可不是这样，王安石变法是把民间的工商业全部收归官有，走得比自己更远。
中国历史与欧洲有着完全不同的轨迹，在宋朝和之前的朝代，经济中不管是农业还是工商业，官方都占有巨大份额。宋朝是一个顶峰，王安石变法直接把工业、商业和金融业几乎全部收归官有。同时在乡村推行保甲法，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
如果徐平要借鉴他前世新中国刚建国时的做法，在这个时代完全可以推行下去，王安石实际上已经做过了。那次变法的问题，是把经济权力收上来之后，没有用这些钱发展社会生产，而只是让国家掌握了经济命脉。庞大的改革，真正与发展有关的，只有农田水利法等了了几项措施。生产发展不了，改革必然被旧党反对，这种反对有社会基础。
如果徐平记得他前世整套的工业技术，完全可以提前几十年做王安石变法的事。农村分田之后实行保甲法，利用工农业剪刀差，最快的速度发展工业。到徐平年迈的时候，说不定就可以开始星辰大海了。出去殖民的收益，极大可能比不上集中精力发展中国本土的收益。那样的结果，就是在中国建了个地上神国，其他地方全是原料产地。把经济的大部分收归官有，在这个时代，并没有制度和思想上的阻力。
当文明大潮冲击全世界的时候，会让很多人产生错觉，以为全世界所有地方的发展进程都是一样的。蒙古人打下了亚欧大陆的绝大部分土地，当时很有可能，大多数人也认为他们那一套奴隶代理制能够千秋万代。实际上只有几百年，这一切便消失在历史长河里。
用封建社会指代一个历史时期，来分析历史，应该是大致准确的。但那要封建是真的封建，像中国这种，从秦朝之后便就告别封建，必然是另一种形态，另一种进程。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个生产力是相对的，与人的**有关，而不是绝对的。欧洲人认为历史有一个明确终点，是他们一神制文明的惯性，只是他们那样认为而已。
王安石提出的意见让徐平诧异，是因为他现在的看法跟历史上学来的不同。他提出这种意见来，就说明这个时候他的思想跟司马光那些人没有什么差别。徐平不知道，历史上发生了什么事情，让王安石后来的思想发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
想来想去，徐平决定给王安石回一封信。
这种思想，要从春秋时期的齐国名相管仲说起。当然有可能可以上溯到更加久远的时间，徐平说不清楚，也没有必要。思想发端付诸行动从管仲，到百里奚，再到桑弘羊，汉武帝时的盐铁法最终大成。简单来说，就是为了掌控天下，朝廷要执国柄。盐铁不只是对特定商品的专卖制度，而是为了让政权掌握经济命脉，由政权直接掌握一部分经济活动。
国进民退，国退民进，徐平前世经常听到的这一句话，实际上在中国历史上已经讲了两千年。从洋人的制度出发来发议论完全不得要领，这是中国政治文明的一部分，即政权要想稳定则要掌控天下权柄。盐铁握经济权柄，察举制和科举制握文化权柄，唯一的问题是还没有找到握军事权柄的办法。征兵制和府兵制都因各种原因难以为继，新的军事制度不能解决问题，最终成了禁军的各种怪象。军制改革，说穿了，就是通过各种各样的将校培养制度，由政权握住军事权柄，从而可以放手发展军事力量。
为什么要把一部官府掌握的经济实体放到社会上？因为政权只要握柄即可，全部掌控超出了实际能力，不能够推动生产发展。王安石的变法证明了这一点，他从最开始的想让朝廷掌控工商业和金融业，从而推动发展，最后变成只求掌控，不求发展。
各州县都要保留一定比例的官营经济成分，就是要让朝廷握住经济权柄，能够主导经济发展，而不要反过来被经济操控。当经济繁荣过去，面临困难的时候，再利用这个权柄把社会的经济实体收到官营来，利用官方利量推动生产发展，带动下一轮繁荣。
天命不在，治乱循环极大影响政权的合法性，那么政权就要操控治乱循环，而不能被动面对。要操控就要有一个把手，这个把手就是从盐铁论发展起来的官营经济。
王安石刚刚开始在地方做官，还没有机会进入朝廷中央衙门，还做不到从全局来看待经济问题。他现在的看法，还是传统的与民争利，利不在民则在官的看法。
盐铁论一直有支持的一派，也同样有反对的一派。历史上的极端情况，便就是到王安石变法，尽收天下经济权柄入朝廷。他的思想被抛弃，宋朝之后的政权放弃了盐铁，财政主要依靠赋税收入，后果历史已经给出了答案。面临社会危机，政权根本没有解决问题的经济能力，只能够眼睁睁地看着天下大乱。
经济的生产和分配，说到底还是生产满足人民**的问题，眼前的和长远的。政治就是顺民意，从民欲，其他一切都只是工具和手段，当作信仰就本末倒置。
政权要治理天下，就要执国柄。如果失去了抓手，太阿倒持，后果不堪设想。税赋对社会财富的再分配，效率远不能与直接执经济权柄相比。
经济、军事和文化思想，政权持此三柄，便就把握住了天下大势，很难撼动。而后才能够从容施政，示公义于天下，得天下民心，建立起牢固的认同感。
根据自己的经历，徐平再回头看历史上的王安石改革，从记住的几条主要内容，便就看出他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三者的重要性。只是现在他还没有成长起来，再一个性格和经历的原因爱走极端，徐平不介意自己主动引导他。
第57章 孙二郎的生意经
夏天的雨说下就下，没有一点征兆，哗地兜头就浇了下来。铺了石子的官道存不住雨水，顺着坡上的草层流到路边的排水沟里，路边很快就变得泥泞下来。
孙二郎用手遮着头，快步急奔，却躲不过无处不在的雨水，很快就湿透了。
路边有一处草店，门面虽然不大，看起来却是甚是整洁。孙二郎快走几步，走到了店门口，站在屋檐下使劲跺了跺脚。看雨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孙二郎进了店。
一个小厮迎上来，递过中手的布巾，殷勤问道：“客官是用些酒饭还是住店？”
孙二郎道：“来一瓶酒，再切一盘牛肉。对了，不知贵店可有雨衣，借我用上一用，稍后一发算钱给你们。”
“这事小的作不得主，客官稍等，我去唤主人家。”小厮说着，快步到后面去。
孙二郎用布巾擦了擦身上的雨水，选了一副座头，坐下歇息。
不大一会，一个四五十岁的富态掌柜跟着小厮从后面出来，到孙二郎身前行礼道：“小厮说客官欲借雨具，不知是借了返家还是暂用一用？”
孙二郎起身还礼：“回主人家，是借来暂用一用。我还有两个伴当，因为路上遇雨行不了得了。为怕打湿货物，他们寻了个田间草棚等在那里。店里若有雨衣雨裙，权借在下用上用，去接伴当回来，一发在店里用酒饭。”
“雨具有是有，只是”店主有些为难。“我店里只有这一个小厮招呼，委实抽身不得，不能随客官去。客官将了雨具自己去”
孙二郎从怀中取了三贯纸币出来，对店主道：“我晓得。这里三贯钱，权压在主人家这里，若有损坏，一发扣钱就是。若有雨布，一起借一块使用。”
店主高高兴兴接了三贯钱，口中道：“如此最好，客官稍等，我去取来。非是小老儿贪财，最近生意不好，雨具的价钱不菲，不好随便乱借。”
孙二郎连道明白，让店主只管去取雨具，自己等在这里。
不大一会，店主人拿了一副雨衣、雨裙，交予孙二郎，口中道：“客官拿去用。适才你说还有伴当，我店中只有这一副雨具，若是不急，帮你去借两副蓑衣、斗笠来。”
“主人家费心，我们自有斗笠、蓑衣，只是货物淋不得雨，是以要雨具。我这便去接伴当，稍后回来，在主人家这里用酒肉。”孙二郎一边说着，一边拿了雨具匆匆出去了。
店主人与小厮一直送到门外，看着孙二郎冲进大雨里，对小厮道：“这几年，行旅商贾多了起来，这些小经纪人家也动不动几百里贩货。遇上大雨，货物不定就化为乌有，着实是不容易做。你去温了酒，等他们回来去去寒气。”
小厮答应，转身去了后面，准备酒肉。乡间小店，没有好酒，也没有好肉。酒是十文钱一斤最便宜的大酒，肉是隔壁村里病死的老牛肉，俱都是城里人家不吃的便宜之物。
过了不到半个时辰，孙二郎带了斗笠，披了蓑衣，背了一外大包袱，顶风冒雨沿着官道急急行来。在他的身后，两个大汉一人挑了一副担子，都用雨布盖了，一摇一摆。
店主急忙把三人迎进店里，让他们把担子在门外后了，让到桌旁。
小厮端了酒肉放在桌上，拿了布巾让三人擦拭。
擦罢了，一个面白无须的汉子道：“这雨来得好生凶恶，兜头下来，行又不行得，躲又无处躲！好在路旁一个草棚，能让我们把货物守住。”
一边说着，一边递还布巾，口中道：“谢过主人家。”
店主连道不须谢，等小厮检查过了雨具，把先前的三贯钱还给孙二郎：“客官见笑。”
斗笠、蓑衣加起不足一贯钱，雨衣和雨裙却非两贯买不到，让主要些押金再借给孙二郎是人之常情。孙二郎接了钱，口中道谢不迭。
客气了一会，店主问道：“客官贩了什么货物？一遇水便就坏了么？”
孙二郎道：“倒也不是，我们是到洛阳城里买些碎衣料做的衣裤，城里没有人穿，运到乡下贩卖。这是小本生意，被雨淋了，浆浆洗洗，这一趟也就白跑了。”
这生意最近做的人不少，店主是见多识广的人，知道一些。乡下人工便宜，浆浆洗洗的工钱并用不了多少，只是洗过了，很容易被买的人当成旧衣，就卖不上价钱了。这买卖的利润不高，一当成旧衣，确实这一趟就白跑了。
旁边的小厮道：“先前也见过贩碎布衣的客人，只是布色又杂，样子又丑，着实是穿不得的。不知道几位客人从哪一家贩的，样子可还好么？”
孙二郎道：“我在洛阳城里有一个自小熟识的兄弟，有些门路。经他引见，认识了洛阳城里制衣的唐大姐，衣物都是从她铺子里出来。不是我自夸，再没一家有这成色！”
小厮听了搓手道：“唐大姐铺子里的衣物自是好的，只是平常难以买来。客人有这一门路，自然是发财了。我恰好要制新衣，能看一看么？”
孙二郎谢这一店帮自己，便打开背的包袱，取了几件适合少年人穿的衣服来，让小厮挑捡。唐大姐的铺子已经做得大了，制的成衣除了供应四京和几处大的州府，很多都由客人贩到了海外去，与一般的制衣铺子不能相比。孙二郎贩的，是制衣铺子里用裁下来的碎布头，拼在一起做的衣服。这些衣服相当于没有布料钱，是以相当便宜。洛阳城里的百姓是不穿这种衣服的
